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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缺什麼?作品要有文化尊嚴

2011年06月24日08:07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中國電影躬逢盛世。中國經濟大崛起,社會穩定政治昌明,為中國電影創造了大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電影不失時機地趁勢而起,進入快速發展的黃金軌道。中國電影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有力推進者,中國電影眾所矚目的成就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電影的發展態勢又隱藏著憂患和危機:過分倚重市場效應而造成創作觀念上過分倚重娛樂精神,這使創作出現畸形發展,引發創作觀念失誤。最突出的痼疾是電影生態失衡,無論是制作還是市場往往急功近利,抓大放小,而電影內涵則缺少靈魂、缺少精神,一句話,缺少尊嚴感。

  反觀電影頻道出品的電視電影(也稱為數字電影),其整體不斷提升的文化成績和可持續性發展態勢,讓業界驚艷,也給業界提供了一些新鮮經驗。我認真地觀賞了第十一屆數字電影百合獎獲獎作品,給我突出的印象,是這些作品有電影的文化尊嚴感,換言之,它們。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審美境界上追求崇高。崇高,在文藝創作中已經變得不時髦了。時下的影視劇創作常常是躲避崇高,拒絕庄嚴。不少的影視創作者,以為民找樂為最高境界,以能造成萬眾狂歡為文化勝利,誰能創造票房奇跡,誰就是文化英雄。搞笑,惡搞,刺激,宣泄,視覺盛宴,欲望狂歡,一概成為流行手段。審美境界過於世俗化,甚至低俗媚俗。本屆百合獎獲獎作品沒有這些流行病,倒有一種文化上的自覺,自覺擔承社會責任,自覺追求崇高感。高峰導演、邢原平編劇的《老寨》(榮獲優秀故事影片一等獎),取材當下農村生活,影片沒有走慣常的鄉村愛情路線,也沒有走煽情的鄉村苦情路線。《老寨》圍繞重選老寨村村民委員會主任這一核心事件,結構出的故事震撼人心。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品格,關注現實,關注民生,將農村基層權力與村民的命運緊緊地扭結在一起,展現當代農民日益提升的民主政治覺悟,顯示出創作者們為民代言的光榮責任感和使命感,整個作品透視出崇高感和尊嚴感。同樣是當代題材的《我是植物人》(榮獲優秀故事影片一等獎,編劇謝曉東、周展,導演王競),表現一個康復了的植物人,失去記憶的白領女人,在尋找自我身世的過程中,發現藥檢虛假的欺世大案,連帶發現媒體為假藥遮蔽的謊言。影片完全可以走驚險懸疑的情節路線,然而《我是植物人》卻直面現實的謊言,一追到底,叩問社會良知!女主人公朱俐由為自己討要公道,轉而為社會正義而戰!為此,作品超越了個體命運的糾結,而有了份崇高感。崇高,是犧牲自己,為他人為社會,去追求公平與正義。《驚沙》(優秀故事影片一等獎,編劇秦天,導演安戰軍),描寫秦基偉率領紅軍西路軍一支部隊在馬匪十面包圍之中,浴血奮戰悲壯突圍的故事。影片不去糾纏西路軍的功過是非,也不去鉤沉西路軍的塵封密聞,而傾情表現秦基偉和他的戰友們在絕境中對信仰的堅守,整部影片彌漫著悲壯的崇高感。這種崇高感是秦基偉和他的戰友們為了民族解放,九死一生、堅守理想的大突圍。這種崇高感和氣薄雲天的英雄氣概重疊在一起,和英雄史詩的品格重疊在一起。《誘殺》(優秀故事影片二等獎,編劇崔麟,導演潘鏡丞)是一個獨特的抗戰故事:一個小村庄,兩個普通村民和一個小孩子,在一天一夜之間與日軍小分隊對抗周旋,直到把他們全部消滅。影片不在傳奇和鄉土上做文章,而在小人物身上開掘出令人信服的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民族精神。卑微者身上承載著崇高精神,使這份崇高有了悲情和悲壯的色彩。

  審美境界集中體現在人物形象的精神境界上。追求中國電影的文化尊嚴,必須把握作品人物的精神境界。或歌頌人物精神境界與時代趨勢、歷史趨勢的一致性,或為他人、為民族犧牲自己的奉獻精神,拼搏精神﹔鮮明地批判人物精神境界與時代趨勢、歷史趨勢的背離,批判人物精神與傳統文明和文明進程的背離。重要的是,價值判斷要准確,這種價值判斷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有些創作者回避崇高,是懼怕作品變成“假大空”。在這個層面上,藝術表達就顯得至關重要了,表達決定一切。內容為王,敘事為先,即是這個道理。電視電影由於是低成本制作,在創作上的普遍特征是:低視點,小角度,深開掘。史詩可以表現崇高,小作品小格局表現崇高就更要講究藝術表達。這裡的低視點,有別於宏大敘事,而追求底層敘事。小角度,有別於全景掃描,追求從獨特角度敘事。而縱深開掘,是直抵人物內心,直抵生活本質。《守望者》(優秀故事影片一等獎,編劇王琳,導演周偉),一個英雄人物的非常規化描寫。譚東是全國交警系統的英模人物,影片不取生死救援驚心動魄的結構樣式,而取日常性、平實可信的生活低視點,注重表現主人公譚東生活中的崇高,日常中的偉大,點點滴滴生活中的真誠。這個表達為的是拉近英模人物與觀影者的距離,最大限度地感受主人公的情懷,提升我們的人生境界。《守望者》日常描寫,波瀾不驚,卻打動人心!《我是植物人》的角度頗具藝術智慧。主人公朱俐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假麻醉藥讓她變成植物人,恢復記憶后她在為自己討要公道的過程中,不但發現自己所屬的公司和諸多媒體為假麻醉藥提供虛假証明,還發現自己也曾參與做偽証。全劇表現她內心情感和行為轉換的過程,最后她毅然決然地寧肯讓自己受到法律懲罰,也要把假藥制造者繩之以法,讓社會警醒!這種縱深開掘,使本劇具有卓爾不群的思想力量和冷峻的風格。崇高感從世俗風塵遮蔽過的良知上艱難升起,格外感人,格外具有現實批判力量。崇高,不是超凡脫俗,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是懸在虛空,崇高離我們很親近,超越自我,就能獲得崇高感。這是這些優秀作品的基本母題和共同的藝術特征。(趙葆華)

  (作者為《電影》雜志原社長)
(責任編輯:溫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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