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李大釗劊子手的下場:“骨朽人間罵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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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 資料圖

　　1927年4月6日，北洋軍閥的末代皇帝——土匪出身的奉系“胡帥”張作霖，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下，悍然踐踏國際公法，派軍警搜查駐北京的蘇聯大使館及其附屬建筑，破壞了當時正在蘇聯大使館西院舊俄兵營中的國共兩黨北方組織，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等60余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成員不幸被捕。在獄中，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橫眉冷對，奮勇抗爭，同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進行了最后的戰斗。

　　與此同時，蔣介石“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9日《晨報》），張宗昌急電張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終究危險”（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青年黨頭子曾琦無恥地向張作霖獻計，力主“處以極刑”（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28日，奉系軍閥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指派“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長”何豐林為主席法官，顏文海、王振南等為法官，於上午11時在“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客廳中進行了“軍法會審”，經過僅70分鐘的“法律”過場后，即於12時10分判處李大釗等20名革命志士死刑。12時30分以6輛警車將李大釗等押至西交民巷“京師警察廳”看守所行刑。由奉軍憲兵隊營長高繼武（以后下落不明）監斬，血腥的屠殺自下午2時起一直持續至5時。面對劊子手的屠刀，李大釗和其他同志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李大釗三呼“中國共產黨萬歲”，連續受刑3次達40分鐘，“神色不變，從容就死”（1927年4月29日《晨報》）。

　　20位烈士中的唯一女性、國民黨左派婦女領導人張挹蘭最后一個就義。當她在暮色中走向絞架時，敵人猶存幻想，對她說：“現在還來得及，他們都死了，沒人知道”，張挹蘭一言不發，繼續前行，站在絞架下大喝一聲：“行刑吧！”在為中國革命獻出寶貴生命時，20位烈士中年齡最大的李大釗距38周歲尚有半年。

　　“殺人者終必覆滅”，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迎來了李大釗預言的“青春中國”。在勝利的時刻，黨和人民更加懷念用鮮血和生命開辟道路的李大釗等無數革命先烈，誓言為烈士報仇雪恨。黨中央決定將李大釗被害案作為鎮反肅反的第一號重點案件，指定彭真和羅瑞卿負責查辦。羅瑞卿在中共中央直屬各機關、中央國家各機關、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軍駐京部隊干部大會上的報告《我國肅反斗爭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務》中指出：“運動查出了十萬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已經混入黨內的有五千多名，混入共青團內的有三千多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血債累累、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劊子手，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國家機關就查出了二百二十多名，殺害李大釗、陳潭秋、毛澤民、李兆麟、羅世文等同志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王若飛等同志的特務、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來了”。（《學習》雜志1958年第1期）

　　然而，新中國成立時距李大釗等被害已22年，奉系軍閥覆滅后，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們紛紛投靠蔣介石，繼續為非作歹，抗日戰爭爆發后，其中一些人又賣身日寇淪為民族敗類，對祖國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后，他們自知罪不容誅，紛紛化名隱匿。茫茫人海，何處搜尋？

　　為鎮壓反革命、給先烈復仇。新中國公安人員以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全力偵破，廣大人民群眾也積極提供線索。經過周密偵察，在北京居民中發現了一個名叫“吳博齋”的人，經反復核實，“吳博齋”真名吳郁文，曾任“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正是“四六”大逮捕的主犯，以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了張作霖的“文虎勛章”。奉系軍閥覆滅后，吳郁文又任蔣軍中央憲兵教導總隊上校總隊副等職，參與鎮壓“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后叛國投敵，在華北漢奸偽政權中歷任“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偵緝總隊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長”等職，繼續反共反人民20余年。偵查確定后，於1951年6月20日緝拿歸案，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鑒於他在被捕時已身患重病，經批准判處死刑后不予執行，繼續治療，1953年6月17日病死獄中。

　　在吳郁文落網的10天之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居民趙某的一封檢舉信，打開信封，一段觸目驚心的文字映入眼帘：

　　謹向政府舉報，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面的“了明禪師”，實系認賊作父的漢奸、特務分子，民國十六年，就是他率領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致大釗和先烈數十人慘受絞刑而殉難……望政府迅即覓取線索，務求捕獲，以彰國法。

　　接到如此十萬火急要案，北京市公安局豈能怠慢，當天便緊急上報彭真、羅瑞卿和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馮基平（原中共遼陽縣委書記、與李兆麟同為遼陽第24路義勇軍主要領導人），遵照彭真、羅瑞卿、馮基平的指示，成立了專案組，嚴密查詢“了明禪師”的真實身份和下落。

　　“了明禪師”真名雷恆成，化名趙志安，系清王朝遠房皇親。清末留學日本，學習警察技術，於宣統元年即1909年被清廷賜予警察兵科舉人，供職於京師警察廳。1912年2月29日夜至3月2日，袁世凱為對抗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要他南下就職的邀請，守衛北方軍閥老巢，一手策劃了北京兵變，以制造“北方不穩”的假象，雷恆成奉袁之命，先是派警察參加兵變，參與焚掠北京東城、西城和北城，后又以“維護秩序”為名，屠殺北京市民，掩蓋事實真相，連事實上已成為袁世凱傳聲筒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親眼目睹慘狀后，也不得不承認：“警察不過是脫掉制服同當兵的混在一起。這一切都是預先商量好的……整個騷亂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沒有一個士兵受到懲辦。可能隻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有些貧苦年邁的苦力，還有些婦女因為在被大兵毀掉的建筑物上廢墟上撿走些小木塊或小鐵片，就慘遭斫頭”（胡繩武、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這次兵變中，北京居民遭受生命財產損失者數以千計。

　　此后，雷恆成在歷屆北洋政府中一直供職於警界，1927年4月6日，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偵緝處副處長兼偵緝隊隊長的雷恆成，和吳郁文一起，各率部下直接執行了“四六”大逮捕，此后雷恆成又對被捕人員進行了殘酷刑訊。“東北易幟”后，雷恆成擔任東北軍憲兵司令部偵緝處長，曾於1930年4月12日參與破壞中共滿洲省委，並在審訊中再次對趙尚志等被捕人員使用毒刑，受到趙尚志的嚴詞痛斥。因其性情殘暴、刑罰嚴苛，故有“雷錘子”之稱。“九一八”后，雷恆成隨東北軍警撤退到北平，不久叛國投敵，追隨殷汝耕組建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后因漢奸罪被國民黨第29軍逮捕並判處死刑，執行前脫逃。華北淪陷后，雷恆成又追隨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漢奸，投靠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汪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在河北、山東等地歷充專員、道尹等偽職，最多時曾管轄22個縣，雙手沾滿人民鮮血。抗戰勝利后，雷恆成化名“了明禪師”，一度隱匿於北京，后又逃往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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