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7年銳減2000個 教授感嘆:比保護故宮難--文化--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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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7年銳減2000個 教授感嘆:比保護故宮難

2012年05月31日07:13    來源:文匯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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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曾說:“中華民族最久遠綿長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古村裡。中國最大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復合和總合是古村落。”

  然而,由於“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進程中蘊含的極大商機、政績,古村落的消亡近年來進入了高潮。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普查結果顯示,我國230萬個村庄中,目前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約5000個銳減至不到3000個。

  不久前,全國古村落保護現場會暨村落保護論壇在江西省吉安召開。據悉,江西省共有21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村),位列全國第五。而古稱“廬陵”的吉安,由於多鴻儒巨宦、達官富賈,造就了一批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且積澱深厚的古村落。專家們認為,古村落保護包含整體空間形態、傳統街巷格局、建筑風格、古文化遺址、古建筑物、古樹名木以及地方特色方言、戲曲、傳統工藝、民風民俗等。在考察了蜀口、釣源、富田、陂下、渼陂、燕坊等古村后,專家們在對吉安古村落群保護力度贊賞之余,也真切感受到了歲月流逝、觀念變遷、“空心化”對古村落的侵蝕。

  “古村落最終是要消亡的,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盡可能地讓它‘延年益壽’。”江西省政協委員劉屹烈說。而如何“延年益壽”,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萬建中認為:“保護古村落,關鍵是要讓居民住在古村裡,居住在那裡才是最好的保護!”

  談及古村落的保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樓慶西曾感嘆:“比保護故宮還難!”這麼說,一是因為故宮的價值眾所周知,但“鄉土民居”的價值有多少人關心過?二是因為現代文明生活與保護古村落之間的矛盾。

  年久失修的破敗、“修舊不如舊”的尷尬、“向錢看”的意識……吉安的古村落,同樣面對著這些困境。

  “空心化”加速古村落頹敗



  中國的古建筑多為木質建筑及土夯牆,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爛。村民外出務工造成的“空巢現象”,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

  出於戰時遷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們選址往往中意偏僻之處、險要之所,導致古村近現代交通多欠發達,與外界溝通有限。也正因如此,古村多未參與上世紀初的工業大發展,從而保留了典型的農業時代生產生活模式。但在上世紀下半葉,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舊生產關系的瓦解,帶給農村地區前所未有的沖擊。中央民族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認為:“正是在城市化進程中,一大批古村落被發現。”

  當這些被譽為“中國第三建筑體系”的鄉土體系出現在人們眼前時,專家們喜憂參半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多保持完好,而一些無人之所的牆體裂縫居然可塞進一個拳頭!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萬建中指出,“古人‘生命常新’的觀念,使中國的古建筑與西方大理石、花崗岩建筑截然不同,多為木質建筑及土夯牆,就是為了‘推倒重建’方便。吉安古民居建筑均為磚木結構樓房,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爛。”

  除了自然因素,“空心化”也是古村落逐漸敗落的重要原因。一幢幢挂滿蛛絲的房院、一叢叢茂密的青草,無不宣告這些院落的主人早已遠走他鄉。村裡的留守人員,往往是婦女、老人與幼童。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曹保明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村民外出務工造成的‘空巢現象’,加速了村落的頹敗和老房子的倒塌。”

  江西師大歷史系教授梁洪生認為,新舊觀念差異是對古村保護造成壓力的原因之一。老建筑需要原樣保護,但由於老建筑本身的限制,很難添置現代化的生活設施,村民生活條件難以改善。正如樓慶西所擔心的,“他們通過電視、網絡和外出打工,了解到現代生活應該是白瓷磚、水泥地和沙發。考慮到通風,他們會把精美的窗花去掉﹔考慮到美觀,他們會把木牆拆除﹔考慮到更好地改善居住條件,他們會把整個房子拆掉重建……”

  對此,中國文聯主席團委員羅楊建議:“可以在不改變原有風貌的前提下,讓村民更多地享受現代文明。比如在古村建先進的醫療教育基礎設施、改善廁所、暢通網絡等,對解決當前古村‘空心化’、留住原住民將起到積極作用。”

  “疏堵結合”保全了古色古香

  “堵”就是規定在古村內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則是新規劃一片區域建房。但在吉安,並非所有古村都這樣走運

  在春夏之交草木花香的氤氳中,漫步宗祠老屋之間,閱覽楹聯匾額,細瞧古床花轎,仿若置身古代社會。釣源,這座擁有1100多年建村史、尊歐陽修為宗的的古村,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村和AAA級景區。村中,“文行忠信”的牌匾至今高懸,樹齡近千年的4株古柏依然鎮守著村祠“忠節第”,7口被喻作“七星伴月”的水塘還在訴說“水向西流”的密語,前窄后寬的巷子串聯起150余幢明清老屋。鳥瞰釣源,方能理解如此布局,皆是合了古代陰陽八卦之說,更應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令人感慨的是,無論是民宅還是商鋪,無論內部構造有著怎樣的千差萬別,釣源的建筑都是古物。

  “新房都建在那兒,我家就是中間那棟。”村民歐陽來祥指向村外一片“青磚黛瓦馬頭牆、飛檐翹角坡屋頂”風格的新建筑,“樓蓋成啥樣,村裡關照得可仔細了,外觀必須跟古村的一樣!”為了不破壞古村的美感、留存祖先選址布局的智慧,吉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朱黎生告訴記者,村裡採取了“疏堵結合”的辦法:“‘堵’就是規定在古村內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則是新規劃一片區域,專門解決農民的建房問題。”看來,正是有了規劃先行,才使得釣源古建筑保存完好率在90%以上,保全了這份古色古香。

  擁有“二七會議遺址”、“毛澤東故居”等革命舊址的紅色殿堂渼陂村,始建於南宋初年,如今是國家歷史文化名村、AAAA級旅游景區,仍存有較為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棟、古祠堂5座、古書院4座、古廟宇1座、古樓閣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村民王彩鳳告訴記者,渼陂村民的新房都建在古村外的山上,自家老房若有損壞要修復,“都要報告村裡”。

  但在吉安,並非所有古村都這樣走運。除了釣源、渼陂,陂下、燕坊的古建筑整體保存相對完整也頗具規模,蜀口、富田村中隨處可見的新建筑,卻與古村情調格格不入。朱黎生說:“一方面各村由於地理位置等原因致使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規劃資金有限,一個古村的規劃就需要8萬到10萬元。”

  規劃新房區,是為了保留老建筑。但老建筑的保護,同樣存在資金問題。按照《文物保護法》規定,房屋產權人是保護的責任人,如果責任人無力維修,政府有責任對文物進行搶修,然后向責任人結算維修費用。村民王寶珍算過一筆賬,修繕自家老屋就要十幾萬元,盡管政府會給予一定的補貼,但如此巨大的花費,還是讓她這樣“上有老,下有小,中間不見了”的村民望而卻步。

  科學保護不能缺了專家

  古村落的維護主要靠當地人,可以請“熟悉當地文化、對文化保護有熱情的一群人”作為專家指導古村保護

  “有族必有祠,無廟不成村”。在國家歷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最出名的就是大規模、密集型且具有特色的祠堂建筑群落。為保存這些文化遺產,“修舊如舊”的“時尚風”也刮到了這片古村。在一處號稱“修舊如舊”的清朝祠堂大門前,建筑上配的卻全是簡體字。“所以,古村修繕怎能不請專家把關呢?”江西省民協副主席鄒農耕反問。

  鄒農耕深感,專家的缺位,導致這類啼笑皆非的事屢屢發生。在陂下村朝天門廣場看“喊船”民俗表演時,他已冷汗涔涔:“村民儀仗隊員手中舉著的錫器,是宋仁宗所賜的千年歷史鑾架,他們怎麼把文物都拿出來了!”近20分鐘的表演,鄒農耕一直提心吊膽,“如果有專家指導,一定會要求拿復制品來表演,把真品送去市裡的博物館”。而這45件“道具”讓鄒農耕擔心的,不只是怕在演出過程中磕磕碰碰有所損壞,更怕為文物販子所覬覦。“近20年來古董市場的開放,讓古村落的保護也在跟文物販子賽跑。這些東西的價值隻要被點破,肯定一夜之間就沒有了!”

  “專家”從哪裡來?鄒農耕認為,由於古村落的維護主要靠“熟悉當地文化、對文化保護有熱情的一群人”,因此他建議“培養當地鄉一級、鎮一級的文化干部,在村民中帶頭”。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祁嘉華也認為:“古村落保護涉及傳統文化和古建筑方面的知識,而且需要相應的歷史學、文化學、美學等方面的知識做背景,所以古村可以加強同高校的合作,以尋求專業的指導。”

  祁嘉華指出:“‘修舊如舊’也有成功的。”在政府斥資建造、專家參與的吉安廬陵文化生態公園中,充滿了廬陵風格的仿古建筑,也置入了不少從古村中收來的楹聯、匾額、花轎等文物。曾多次採訪廬陵文化園籌備過程的《井岡山報》記者嚴愛群指著一處牆體對記者說:“新牆中嵌著的那塊老牆,就是從村民推倒的老宅中‘撿’來的老古董。這裡很多仿古建筑中都有真文物,讓‘修舊如舊’更有參考模板。”她感到,“文化園極力仿古,就是希望以此把祖先的智慧產物保留下來,至少把外觀保留下來,供后人觀瞻。”

  為了讓專家指導“有本可依”,鄒農耕還提議村民開展古村文字和影像資料的收集工作。這一點,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頗為認同,他建議整理古村落的文獻歷史,做村民口述史,“詳細了解每一處窗雕、楹聯的文化含義,使那些保存完好的祠堂、老屋都更加鮮活地呈現在世人眼前”。而口述史的建立,也能從一定程度上遏制“千村一面”亂象的產生。

  “缺的不是錢,而是心”

  在一些古村,萬變不離其宗:一個“錢”字。專家指出,要樹立村民的自豪感,讓他們進行“不是政府強制,而是有‘文化自覺’的保護”

  “騎馬嗎?5塊錢拍張照,10塊錢騎一圈!”在渼陂古村門口,一個牽著馬的老村民忙不迭地殷勤叫賣。

  作為最早發展起來的吉安古村落,渼陂村的村民經濟意識可謂“遙遙領先”。在別的村落則完全不同:開發不久的蜀口古村,採茶歸來的村民肖美繡,會順手抓一把自家炒的瓜子塞到游客手中﹔在釣源,為了支持古村搞旅游,村民段巧蓮自家建在村口的老宅和土地全沒了,卻“沒拿過村裡一分錢”﹔在陂下,村民王寶珍渾然不知“農家樂”還要收費,“老房子不常住,你們想在那兒歇一宿,我給你們開門,這哪能要錢吶!”

  渼陂村村委會副主任梁世新與專家交談時,萬變不離其宗:一個“錢”字。“渼陂開發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缺錢!”“古建筑保護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沒錢!”“為什麼村民願意選你當村長?”“競選時我說,會盡力增加大家的收入”……

  對上述言論,中國民間文藝家研究所副所長王錦強頗為不滿:“以前村民比現在更缺錢,為什麼他們就能心甘情願地好好保護古村呢?所以,他們缺的不是錢,而是心!”說起江南古鎮商業開發的成功,王錦強並不以為然:“那些是鎮,鎮是商業化的產物,本就靠經濟頭腦。而這裡是村,村是有人情味的,是靠血緣維系的,是有宗族驕傲感的。”陶立璠也認為,古村的保護可以依靠宗族力量。鑒於“古村保護最有資格的不是學者,而是村落的開發者和繼承人”,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樹立村民的自豪感,讓他們進行“不是政府強制,而是有‘文化自覺’的保護”。

  不過,也有專家提出異議。梁洪生感到:“不能用城裡人的眼光去看鄉村。古村村民如果不能享受先進科技帶來的現代化生活,是沒法真心保護村落的。”蜀口古村隸屬的吉安市泰和縣縣長李軍也指出,古村落的保護必須與村民在多項認識上達成一致,尤其是利益上達成一致。

  如何讓村民獲益?在不少專家看來,開發旅游業是第一選擇。祁嘉華認為,吉安古村具備“紅”、“古”、“綠”特色,開發空間很大,若能讓更多游客前來游覽,就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得益的村民便會願意參與到古村保護工作中來。原渼陂古村保護開發領導小組組長、江西省政協委員劉屹烈卻深知古村旅游的開發不易,“整個江西旅游都存在這個問題,就是隻有旅游‘點’,卻不能像江南那樣形成旅游‘區’”,而制約的難點恰恰也是古村落能留存至今的“秘訣”交通不便。

  為此,萬建中提出了一個看似激進的辦法:“請政府按人頭建立補貼機制,給村民發工資。若要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古村落,就要讓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衣食無憂。因為這些村民不僅是生活在這些村落裡,他們也在工作著,他們是以生活的方式保護著古村落。”

  

ceshi
(責任編輯:值班編輯、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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