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抄襲案判決，因為兩位80后代表人物的拍案而起，再次被推到台前。日前，對於郭敬明不道歉始終保持沉默的張悅然，在博客上寫下了一篇名為《80后：一場“奧斯維辛”悲劇》，以犀利的文字，指向郭敬明不道歉的行為讓他“喪失了從文資格”，同時呼吁“80后”寫作群體要自我拯救，否則“會讓罪惡借文學之名以行”。無獨有偶，韓寒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批評郭敬明的擁護者一味維護偶像的行為是“幼稚、是非不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張悅然和韓寒站出來之前，可以說整個文學界對此幾乎是沉默不語的，即使是張、韓兩人的檄文發出至今，整個文學界還是一片靜默。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雖然大部分人對郭敬明抄襲事件非常熟悉，但大多數人明確表示不想或者不便對此事發表任何看法或意見。即使是在張、韓二人明確立場的博客文章發表以后，整個文壇、評論界還是保持著長時間的沉默。郭敬明挑戰的是寫作的底線，張悅然在博客中寫道，她和她的同齡人曾經是一群有著純粹文學夢想的少年，“直至‘郭敬明事件’爆發，預示著我們這代人肆無忌憚地走向了我們夢想的反面。而沉默的大多數印証了這樣一個看法,那就是“郭敬明事件的災難性還不在於抄襲行為本身，而是整個社會的回響，冷漠和沒有負罪感才是最可怕的”。

　　也有一些人表達了自己沉默已久的原因。作家方方說，我欣賞張悅然站出來說話的態度。但是，我不認為，所有的作家就應該有必要和責任站出來說話。我不想說，不代表沒有勇氣說，也不代表沒有是非觀和道德觀。現在的問題是，一旦有人站出來說話，就會遭遇一群蒙面人失去理性的謾罵，就像一群瘋子和流氓。

　　方方認為，整個事件，是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法院已經作出明確的判決，但還是有那麼多“粉絲”去盲目追捧和崇拜。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作家的責任，也不是文學的責任，而是整個教育的責任。

　　評論家謝有順則透露，事情發生后，張悅然給他打過電話，“但是我確實不想說。我為什麼不願意說？我申明，批評家不會對任何事情去發表批評。在郭敬明事件中，法律的意見才是最終的意見。如果有人說，這對一個批評家來說，是喪失了立場、人格和良知，那麼，這麼偉大的道德要求實在是太沉重了。批評家不可能對任何事情都發表意見。王小波曾經在他的一篇雜文中這樣說過，永遠在判斷是非的人，對文明的貢獻是最少的。我個人很警惕成為這樣的判斷師。有的批評家專門判斷是非，還有一種是用創造的方式來介入社會，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方式。沈從文對時代所表現出的愛與恨，遠不似老舍那般的強烈，但是他也實實在在地做著事情，編著《中國服飾史》，你不能說他沒有道德是非，這也是一種創造的方式，也是知識者的一種良心。不能所有的人都做老舍，向社會表現出凜然的是非觀，還要有人做沈從文，有人做錢鐘書，他們一樣可以貢獻社會。　(本報記者　陳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