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文化、探險與富豪之間
  2006年10月20日10:43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黃效文,唯一以探險家、攝影家與作家的三重身份代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在中國青藏高原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工作30余年,而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人﹔是非謀利組織“香港中國探險學會”的創辦人、會長﹔曾先后六次為《國家地理》雜志率領大型探險活動﹔2002年,黃效文被美國《時代》雜志選為“25位亞洲英雄”之一,並被譽為“中國成就最高的在世探險家”。

  文-張素聞 圖-黃效文 提供

  1986年,黃效文創辦了(香港)中國探險學會,至今正好是20年。(香港)中國探險學會有多名專職中外專家,在香格裡拉建有面積達1500平方米的活動中心,擁有專業的技術支持與充沛的資源配給。(香港)中國探險學會把探險作為手段,宗旨是做邊緣地區的文化保護和自然保護,比如,這些年的黑頸鶴、藏羚羊、藏獒、野?牛、盤羊、金絲猴、?僳族、摩挲人、懸棺、古絲綢之路等等,所展開的保護項目達20多項。

  黃效文1949年出生於香港,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新聞系與藝術系。大學畢業后,黃效文的成績備受矚目,他憑著作《從滿州到西藏》(From Manchuria to Tibet)榮獲美國“洛厄爾湯瑪士旅游新聞金獎”(Lowell Thomas Travel Journalism Gold Award)。寫書的同時,他的圖片出類拔萃。他所制作的光盤《長江──飲水思源》(Journey to the Source) 奪得11個國際獎,他拍攝的《西藏》(Tibet)也贏得五個國際獎。僅就懸棺這一考古項目,他給“探索頻道”做了一個小時的紀錄片,贏得亞洲最好的紀錄片獎﹔西藏的八蚌寺與白雅寺,是他策劃主持的寺廟修繕與壁畫的修復,這個項目,使他在1993年獲得“勞力士事業獎”(Rolex Awards for Enterprise)……他的國際影響遠遠超過國內媒體對他的關注。

  從去年8月開始預約黃效文的採訪時間,電話打過去,他不是在香港就是在雲南。他很體諒地問:“要不要我打過來?”打過來都沒有用,我對他的好奇心使我下定決心要面對面採訪他。一直到今年8月,我才在廣州親眼見到黃效文。他個子不高,脖子上挂著老花眼鏡,語速飛快,不時低下頭,圓圓的眼睛在鏡片上方打量著我,普通話、英文、廣東話混雜……我把我所能找到的他的書的書名告訴他:《自然在心》《文化在心》《高原仙鶴》《接近天堂》《邊城顯影》等,他用英文寫下一個書名,並說:“中文翻譯成《中國伊斯蘭教的邊疆》,這書已絕版,很難買到。”可能是研究的內容比較偏的緣故,他的書其實都比較難買到,尤其那些用英文寫的書。

  在他作為探險家的背后,是強大的經濟支持。那些支持幾乎都來自全球知名企業,殼牌(Shell)、可口可樂(Coca-Cola)、萬國商業機器(IBM)、柯達(Kodak)、瑞士銀行(UBS) 、鬆下(Panasonic)、歐米茄(Omega)、索尼(Sony)、路虎汽車(land Rover)等都是他的贊助商,奧地利公爵與公爵夫人是他晚宴上的座上客,殼牌的總裁、瑞士銀行的董事長都曾拜訪過他。這麼一個游走在文化、探險與富豪之間的怪人,內心對世界的關注超乎一般人的熱烈,他的腳步、目光所及之處,都被他獨特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賦予了自己的意義。

  在思想力與行動力結合的疆域中,黃效文是我們所陌生卻值得關注的一位文化行者。

  探險緣於求知欲

  記者:你很年輕的時候就選擇了探險生涯,這與你的性格有關嗎?

  黃效文:探險緣於求知欲,我是那種既傳統又叛逆的人,大學最后一年,隻差一篇論文就可以畢業,我忽然不想在學校待下去了,一走了之。而當我父親對我的出走表示不滿時,我又可以多交兩篇論文,拿到學位。別人可能是在正中間找個比較保守的方法平衡自己,而我呢,我是在左右的極端中找平衡,然后拎著它行走,走中間路線太無聊。因此,我選擇探險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記者:你覺得你的探險與現在的戶外活動有什麼差別?

  黃效文:探險不是冒險。很多人把探險等同於冒險,等同於體力的大比拼,我們不是這樣的。傳統的探險是跟有計劃的投資者一樣,很有科學性的。對我們而言,探險更多地傾向於文化與自然考察。

  記者:你的攝影與寫作是探險的副產品嗎?當時有沒有想過這些事情會使你揚名國際,獲得那麼多獎?

  黃效文:我都沒有學過攝影,我隻學過藝術,可能藝術系的學習使我有較高的審美能力與創造能力。獲獎那些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完全是附屬產品,我根本沒去想這些事,只是覺得好玩。

  在廢墟裡找金子

  記者:網絡上可以搜到你給很多單位演講的告示。你給什麼樣的人作演講呢?都講些什麼?

  黃效文:我給世界總裁會(WPO)、年輕總裁會(YPO)等做主題演講。去年,400多人在上海聽我講科學管理與合理利用,我給他們講怎樣用最小的資源做最大的事,就是中國人講的四兩撥千斤。

  記者:怎樣才能四兩撥千斤? 

  黃效文:首先要發現自己的潛力,所謂潛力,不是將來如何有名,而是如何發揮好自己。那些患自閉症的小孩身上,似乎總有一種特別的潛能,而認識自己的潛能就是立足之本。而后善於發揮它挖掘它,就是從廢墟裡找出有價值的東西──大家都不要的東西,我們很好地利用它,一直讓它在自身的基礎上發展,這樣的發展比不在認識自身潛能上所做的盲目的人生規劃要好得多。我給你說幾個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們一直在西藏與雲南跑。2002年是馬年,藏族或者印度教的教徒都要跑到阿裡岡底斯山去轉山。53公裡,藏族人大概一天就可以轉回來,我們用了兩天。我們轉山的那天,死了兩個人,一個是60歲的老太太,一個是28歲的女孩子。長途跋涉,身體疲憊,高原反應或者本身就感染了一些小病的,經過這麼辛苦的轉山活動,很容易死亡。我對這個感到很難過,覺得必須要做些事情去面對這種民族文化活動中的危險性。2003年轉梅裡雪山,我們在前一年把吊橋修好,給已經20幾年沒有修的吊橋換了鋼絲與木條,在吊橋的另一端設置了一個醫療站,有藏族醫生給轉山的人看病,六個月便有4600多個病例﹔又建了一個茶館,轉山累了,很多人來喝茶,我們的專家就可以作調查了,民俗學家,考古學家,宗教學家,科學家等等都坐在這個茶館裡等,等他們所要的信息……這就是從廢墟裡找金子,用很小的資源,做很大的事情,我很驕傲我們的機構這麼小,能做這麼大的事情,探險學會在香港本部除了我之外,隻有兩個辦公人員。

  記者:這是科學管理與合理利用的事情。

  黃效文:是啊,也就是一種思維。比如說,2002年,我們(香港)中國探險學會派發了印有瀕危動物的扑克牌,以這個手段來加強高原民眾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第一套扑克牌上的動物圖片是香港國際學校的學生們繪制的,以比賽的形式發動他們繪制,繪得最好的留下來做扑克牌。這樣,既加強了學生們對瀕危動物的認識,又利用了他們的作品,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保護動物這件事情。第二套扑克牌上的動物圖片,是由新疆學生繪制的,是中國西部邊緣的野生動物。你看,這樣一副扑克牌,經過孩子們的創作,發到大人手中,也是最小的資源最大的利用吧。

  科學管理與合理利用

  記者:在野生動物保護上你是怎樣實現科學管理與合理利用的?

  黃效文:譬如說,熊貓有上進意義──誰都知道它是形象大使。它的意義不在於大自然,也不在於動物園,而是在外交。保護好熊貓除了保証它的正常繁衍之外,更能使它成為全世界自然保護的象征。年老體衰無法進行交配繁衍的熊貓可以在動物園或別的方面體現它的價值。野?牛是一種熱愛群體活動的動物,經常要靠決斗才能贏得交配權,牛王到一定年齡,總會輸下來,離群的野?牛一定曾經是最好的野?牛,用它來與家?牛交配?還是用來做標本?金絲猴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又丑又弱的猴子總是得不到交配的權利,那它要怎樣才能在群體中站穩腳跟呢?它盡管體弱,但腦袋更厲害,經常要出些主意,搞些小動作,引開猴王之后便有機會交配。如果我們把它們集中保護,集中太多,棲居地變小,有近親繁殖、食物減少、互傳疾病、群體容易斗毆等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把它們分開,體格強壯的有體格強壯的遺傳,同時,體弱的呢,也保存它的智力優勢。現在,滇金絲猴已經有2000隻左右。這就是合理利用了。 

  記者:你所見到的管理不科學的地方多嗎?你覺得這種現象應該怎麼改進?

  黃效文:多。比如說夏天的布達拉宮,很多人很辛苦地排隊,排一整天也買不到參觀券,因為票都被旅游團買去炒作了。而且票價很貴,100元的門票上漲到380元,這就是管理的不科學了。但對藏民隻收1塊錢是對的。科學的管理就是要達到所有人都能去參觀世界遺產,有錢的,沒錢的,都可以看到。比如說,每天以時段來收費:好時段很貴,中檔時段收費一般,最差時段最便宜,便是一個出路。

  記者:除了給企業家演講,你還給什麼人講?

  黃效文:在香港,給國際學校的那些孩子們講,我要收錢,沒請其他的國際專家來講,就是我們同事自己講。可是,給貧困學校孩子們講座是免費的,這類講座我請了聯合國大使和其他的專家來講。人家以為給國際學校的,一定是最好的教師最好的享受,不是,在我眼裡,貧困的學生更需要被重視。

  記者:聽說,你長年給香格裡拉的一個村子提供汽車接送孩子們上學?

  黃效文:那村子離學校比較遠,孩子們上學要走五六公裡,因此,一些孩子在路上玩耍,加上交通繁忙,走路上學也給孩子們造成很大的危險。我們租了三輛微型車,每年給他們1萬塊的運輸費,早上8點把孩子們從家裡接到學校,晚上5點從學校送他們回家。記者:你總是做一些有利於少數民族與邊遠地區民眾的事情,你是否有一種使命感?黃效文:沒那麼崇高,我只是覺得再不去做就慘了。比如說,1985年前,還有人知道怎麼用水獺抓魚,現在,就隻剩下最后一家人懂得這個技術了,要不趕緊搶救豈不是要失去了這項傳統?我去修繕那些寺廟復原那些壁畫,也只是本能地要搶救它們,搶救那些美好的事物。

  現在與未來的事情

  記者:聽說,你在籌建八個博物館?你是怎麼策劃這些博物館的?

  黃效文:是計劃建八個小型的博物館,三個已經建成了。通常意義上,博物館都做得很大,裡面放很多東西,但我隻想做得專業一點。比如說,我們有個展覽廳,專門展覽一種藏族人認為有祭鬼意義的古老藏飾的模具,木的模具,一般的大型博物館可能也就隻有兩三件,但我們找到了200多件。

  記者:這些年在國內從事自然與文化保護事業,你有什麼感觸?

  黃效文:九寨溝,我是1981年去的,后來再去看,真覺得什麼都變了,像是初戀情人經過多年的風雨后改變得不成樣子,產生了最好不要再見面了的念頭。1985年的時候,藏羚羊多得不得了,那時候人很單純,也不存在保護藏羚羊的問題。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藏羚羊絨毛的披肩風行國際市場,藏羚羊迅速地減少了,極其需要保護了。保護自然環境於眼前這個時代真的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記者:在中國的西部奔走了這麼多年,你怎麼看待中國的西部?

  黃效文:中國的東西兩部分就好像太極圖的陰陽兩極,白色黑點的那一半是東邊,黑色白點的那一半是西邊。東邊的人在東邊待久了,總會想到西部去看看,西部人在西部待久了,也會想到東邊去看看。西部不僅是中國的后花園,應該是全亞洲的后花園,全亞洲的人以后都會想到中國西部來度假。

  記者:除了已經做過的自然與文化保護,將來,你會去嘗試一些什麼新的挑戰呢?

  黃效文:有些非謀利組織很不專業,不懂得管理,不懂籌款與運作,我希望再過幾年,我們自己的項目也做得差不多了,我就去做別的非謀利組織的顧問(笑)。小孩的思想空間很大,每個小孩都是探險家,他們對周遭的事情都很敏感,都很好奇。我覺得當我老了,真的走不動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把我所經歷的一切作為故事講給孩子們聽。(責任編輯:蔣曄)
 

來源:中國青年雜志 (責任編輯: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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