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后，胡適打起了“整理國故”的旗號，開始寫文章、作演講，積極宣傳研究國學。1923年，應清華留美學生的請求，胡適發表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引起了知識界關於“國學書目”的爭論。

　　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裡，胡適開列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周禮》、《孔子集語》、《春秋繁露》、《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史記探原》、《考信錄》、《新學偽經考》等180余種書目﹔而且他還說所擬書目“並不為國學很有根柢的人設想，隻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實際上，胡適的書目主要涉及哲學史和文學史領域，況且數目多，短時間絕不能讀完，顯然不是“最低限度”的書目。

　　胡適的國學書目，引起梁啟超的反彈。他批評胡適的書目“文不對題”，認為這些書目不過是胡適按自己治哲學史和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寫成，許多書是“做白話文學史”的人才需要讀。他還指責胡適不要“因為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強一般青年跟著你走”。梁啟超還批評胡適不列基本的歷史書籍，並發問道：“試問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原》懂他說的什麼？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什麼？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懂他說的什麼”？為反對胡適，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中，也規定“最低限度必讀書目”，開列《四書》、《易經》、《書經》、《禮記》等25種。他認為，如果這些書不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胡適和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表面上，隻是數量的差別，實際上關系著研究國學的方法及目標的差異。在胡適看來，國學隻是一堆零碎的、沒有系統的、沒法閱讀的“死”材料，必須用科學的精神，把它整理成“人人能讀”、“人人能用”的古書。因此，國學研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東西，把歷來聖人和經典的偶像打破，拿他當作平常人和平常著作一樣看”。胡適看重哲學和白話文學這兩個領域，就是通過整理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為反孔、輸入新思想及“文學改良”來提供接引和服務。可見，胡適整理國學的目的，是為了破壞孔子這個“偶像”和打孔子這個“惡鬼”。

　　相反，梁啟超沒有把國學看作過去死的材料。1923年，也就在列國學書目不久前，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的文章裡，認為科學方法和德性學是治國學應走的兩條大路。他強調國學最突出的是“人生哲學”，孔門人生哲學是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即德性學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學研究得來的。如果聯系到當時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我們就體味到梁啟超的國學研究，是把以孔門學問為核心的國學當作活的“人生哲學”來體驗和實踐，而不是把國學當作死的科學材料來研究。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梁啟超認為，《論語》、《孟子》為兩千年來國人思想的總源泉，它支配著中國人內外的生活。他強調說：“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識隔閡。”梁啟超告誡青年學生，要在中國社會有影響，必須躬行孔孟人生修養，熟悉中國社會的“共同意識”。

　　在國學研究問題上，胡適與梁啟超盡管存在差異，但作為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他們開書目、提倡國學研究行為本身，似乎是一種學術思想轉變的“象征”或“號召”。從此以后，開書目、治國學便成為“時髦”，迅速影響到全國文化界，形成一股聲勢不小的“讀線裝書”的潮流。受這股思潮的刺激，老一輩的吳稚暉、康有為、魯迅，年輕一輩的“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和鄭振鐸，“創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為了挽救“五四”反孔成果，鼓勵年輕人學習西方現代科學知識，他們都把矛頭指向胡、梁倡導的國學研究，掀起了“反對讀線裝書的運動”，並一直持續到1929年。

　　總之，上世紀20年代的國學論爭，其所謂“國學”、“國故”，表面上是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歷史，但如果具體到“國學書目”及研究國學的最終目的便可知：無論是傳統派的人生觀，還是反傳統派的“打鬼”，他們心目中的“國學”，實際上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傳統。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因此，這次國學論爭的實質是反孔與擁孔之爭。當時的知識界把國學主要看作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那麼現在我們何嘗不借鑒他們的觀點？當研究國學無論是為了培養有國學修養的人才，還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以文化“軟實力”支援中國的和平崛起時，所學的國學難道不是梁啟超所理解的“活的”儒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