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與遙望：關於台灣文化的隔海記憶

　　2008年7月4日，680名大陸游客作為台灣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游的首發團抵達台灣桃園機場，這是60年來大陸客機首次降落台灣。據媒體報道，北京團353位游客中，7成是45歲至60歲的中老年人。旅行社工作人員表示，“可能這部分人時間、金錢比較充裕，對台灣也有種情結。”

　　“台灣”曾是一個被異化了的地理名詞，改革開放后從台灣走私來的小洋貨讓大家又覺得台灣的生活一定很好。60年來，大陸民眾對於台灣的了解主要通過小學語文和高中歷史課本、官方新聞和稀疏的民間交流。有人說，台灣是政治的地理的歷史的，卻不是生活的有感情的有溫度的。

　　幾十年來，很多人通過聲音、文字和影像來完成對台灣的想象與遙望。日月潭的薄霧、阿裡山的姑娘、還有出現在流行歌曲和通俗文學中似曾相識的街道……這些關於台灣的想象與遙望又因時間而形成了代際特征，彼此聯系又相互區別：鄧麗君歌唱過的沉靜綠島也是囚禁柏楊的綠島﹔新一代年輕人想象著陳綺貞吟唱的九份如同當年的年輕人遙望澎湖灣﹔吳宗憲綜藝節目中的“西門町怪叔叔”也許已比白先勇、蔡明亮的西門町更出名了。這些融入個人情感經驗的記憶，形成大陸民眾想象中的台灣文化景觀。

　　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來

　　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夜晚，鄧麗君的歌聲通過無線電波傳到大陸。樂評人李皖曾在書中回憶，初聽鄧麗君的歌完全是一種恐怖的感受，“當時台灣是敵區，台灣台是敵台。對內地人來說，那種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一點兒也不美，十足是一個反動派。她說話的聲調，正是反映40年代敵我斗爭電影中國民黨女特務的聲調﹔而她的歌聲，正是女特務和特務頭子粘到一起時留聲機轉出的紙醉金迷的歌聲。”

　　盡管鄧麗君的歌聲被定性為“靡靡之音”，但她演唱的歌曲在民間迅速流傳，並“從隻有小流氓才聽變成各式走穴歌舞團都要違禁演唱以討好觀眾的曲目”。1982年社會上還在批判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3年后，王菲翻唱鄧麗君的磁帶《風從哪裡來》已經行銷全國。1987年鄧麗君專輯正式被引進大陸。

　　鄧麗君是大陸經過文革“總體性社會”后首次開始聽到俗世社會的聲音。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鄧麗君的歌聲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是從“非正常”到“常態”的情感訴求和心理慰藉。憑借她的歌聲，大陸的年輕人開始了對台灣最初的想象。

　　回不去的鹿港小鎮，回不去的光陰

　　羅大佑是屬於時代的另一種叛逆聲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大陸歌手成方圓唱紅了《童年》，而這時的羅大佑已經出版了3張唱片並暫別台灣歌壇赴紐約進修。《童年》是羅大佑出版的第一張唱片《之乎者也》中的一首，這張唱片中的《鹿港小鎮》、《光陰的故事》等歌曲也通過其他渠道傳到大陸。在《鹿港小鎮》一曲中，羅大佑探討台灣經濟起飛后發生社會劇烈變遷的問題。“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這首歌傳唱不久后，大陸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也隨之開始。

　　羅大佑唱出了幾代人的青春記憶。年少的憂愁與叛逆、成長的渴望與迷茫，這種極具普適性的情感是大陸年輕人在習慣激情、奮進式成長后的另一種青春表達。2005年,羅大佑的《現象72變》因被認為“表現出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海峽兩岸中國青年面臨社會轉型時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被收錄進《大學語文》詩歌篇中。

　　民歌的小孩

　　台灣校園歌曲也是經由大陸歌手翻唱而為人所知，這也是大陸民眾從公開渠道接觸流行音樂的開始。《外婆的澎湖灣》、《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蘭花草》等充滿生活氣息的歌曲讓大陸年輕人對“很自由很浪漫”的台灣產生憧憬。實際上，這些歌曲還隻是台灣民歌運動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這些校園歌曲被多次翻唱至今依然活躍在大陸懷舊舞台，大多數觀眾記住了台灣校園民歌帶來的感動，但已無法分辨原唱究竟是誰了。

　　30年后，以陳綺貞、張懸為代表的城市民謠如同當年的台灣校園歌曲一樣滲透到大陸年輕人中。陳綺貞錄制《華麗的冒險》專輯的淡水動物園曾是淡江大學宿舍，也是台灣民歌運動的重要地標。我們從陳綺貞那裡知道九份（《九份的咖啡》），如同當年的年輕人遙望澎湖灣。

　　用膠片為台灣畫另一幅肖像

　　在瓊瑤式言情劇《媽媽，再愛我一次》等苦情電影之外，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人代表的台灣新電影比較完整地再現了台灣上世紀40年代到世紀末的形象。

　　侯孝賢的電影屬於較早傳入大陸的一批台灣影像。上世紀90年代侯孝賢送給北京電影學院的拷貝中就有《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以及《悲情城市》。侯孝賢的電影是台灣集體記憶的載體，特別是《悲情城市》一片，揭開了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后的隱秘記憶。同屬台灣新電影代表的楊德昌與蔡明亮呈現了歷史的或者都市的台灣。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根據當時一則初中生在路邊殺死女同學的新聞改編，折射出上世紀60年代台灣少年在難以尋求文化歸宿之后的道德脆弱陰影。對於大陸人而言，牯嶺街也因此超越了舊書店、黑膠碟而具有更為特殊的情感價值。正如樂評人張曉舟所說，“我們曾通過楊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嶺街少年和青少年哪?”。

　　紙上台北

　　上世紀60年代，白先勇的《台北人》勾勒出最早的台北形象。文學評論家王德威稱白先勇筆下的台北“是一座蹇澀狹小的城市，一群新移民痛定思痛，切切要在海角天涯移植當年的泛化想象”。這時的台北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花花世界，但在城市的每個角落中都流淌著鄉愁。

　　“台北人”的另一種記憶在“眷村”敘事中延續。白先勇和朱天心都曾對“眷村”文化進行關注。“眷村”是台灣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給大陸這邊過去的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這裡能聽到大陸各地方言，共享“外省”記憶。《孽子》、《想我眷村的兄弟》以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作品就展現了“眷村”群體的生活困境與精神孤寂。

　　關於台北的另一種想象來自瓊瑤的愛情故事。新生南路、中山北路、忠孝東路、敦化南路……這些台北街道上演的都市故事提供了大陸年輕人對於都市和情感的想象空間。瓊瑤的作品是上世紀80年代大陸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台灣通俗文學之一，她的名字連同其影視作品風靡於八九十年代。據《文學報》報道，1986年廣州地區70％的學生讀過瓊瑤的書。

　　關於傳統：批判與繼承

　　以殷海光為代表、以及受其影響的林毓生、柏楊、龍應台、李敖等人是台灣文化溫潤背后的犀利一面。他們批判傳統的同時也在繼承傳統。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林毓生對五四“反傳統”的研究影響過一部分大陸學者。而上世紀80年代大陸出版的《丑陋的中國人》以及90年代的“李敖熱”則更具有普遍影響力。雖然觀點各異，但這些文字都是魚更在時代咽喉的一塊骨頭。

　　此外，還有另一種文字隻是在小眾中傳播。以建立中國民間文化基因庫為目標的《漢聲》雜志創刊已有37年，這本雜志一直致力於搶救、保護和發揚中國民間傳統文化。他們關注夾纈、剪紙等文化遺產的專業態度顯示了台灣文化人對於傳統的尊重。許多大陸讀者是通過台灣的《漢聲》雜志第一次知道了陝西的剪花娘子和曹雪芹的風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