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為《比我老的老頭》增訂珍藏版設計的藏書票

　　苗子郁風兄嫂要在香港開書畫展，我自告奮勇說要寫一篇文章。這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風畫的那幅德國風景之外，所謂“畫展”中的幾乎所有作品我都沒有看過：沒有看過而要介紹畫展，有如看過畫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評畫一樣無好下場，這事我是從來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別人的當，也不拿當給別人上。 

　　好朋友之字畫，用不著當著好朋友稱贊，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飯時面對著自己漂亮 假定 老婆說： 

　　“他媽的，你真漂亮，簡直像天仙！”非挨一頓臭罵不可！ 

　　無聊！愚蠢！ 

　　對老婆，要打心裡謝謝，如初戀般的永遠的愛慕。從年輕時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倆整體的一半。漂亮的眉梢邊的皺紋和霜染的鬢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鏡子。苦難到來，不管相距遠近，你倆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這裡，人生多值得歡歌啊 

　　夫妻間的關系像幽蘭，芳香、雋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燦爛。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熱鬧的蜂房，像寧靜的林中溪澗﹔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愛情的擴大。 

　　時光倏忽，幾乎喝一聲“疾 ”就過去大半輩子。十分可惜啊 好朋友在一起，總嫌光陰不夠。一個人應該努力創造是一回事，當覺悟到應該馬上努力創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憤的是大伙兒的時光讓幾個混蛋浪費掉了 ——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搶地。 

　　苗子和郁風兄嫂這麼一對文雅、曠達的夫婦，能想像他們是從血海和無盡的災難中活過來的人嗎 對於悲苦、負義、屈辱……他們隻是付之一笑。那麼洒脫，那麼視之等閑——進入死亡深淵而復從死亡深淵爬出，有如作一次風景綺麗的輕快旅游而神採淡遠，真不可思議。 

　　和苗子郁風的交往已經四十多年了。 

　　我隻想說說這些渺小的事情。幾十年巨大的歷史顛簸篩選中，小如螻蟻的“臭老九”們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動。 

　　大約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時我不過是個本分、老實的二十出頭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過是廣垠的不時被浪濤翻來覆去卷動著的那一大片細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飄逸俊秀的苗子郁風的毛筆信。信，充滿真誠，第一次的友誼有如最初的蜜，濃郁而傾心 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大意是聽朋友傳說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倆感動﹔看到我的木刻，令他們欣賞 這點意思，至今我還懷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騷擾 我沒有這麼好吧 。他倆願意買我幾張自選的木刻作品，定個價錢給他們，他們從南京把畫款寄來。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聰明，做得比別人的好，我隻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時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趙聰 趙延年 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輩的畫家就更不用說了。隻是覺得刻得認真而快樂。生活與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點報酬或經常收入，日子就會稍微鬆動些。 

　　收到信，打心眼裡向這兩位久仰而未見過面的賞識者深表感謝，也為將要收到的這筆不小的進款而構思了許多美麗的后事。 

　　錢好久不見寄來，“大旱之望雲霓兮 ”於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厲害。信真誠得無可懷疑。翻看了幾十遍，懂得連寫信去催取也有失體統。 

　　同住的西兄有意見了： 

　　“這怎麼可能呢 這兩人聲譽很好，人家是財政部當官的，連印鈔票都由他管，在乎你這點錢，隻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你得等，這是風度。”西兄說。“風度 哈 ”我氣得往破床上一躺。一個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賬”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熱心地一大清早帶我去找苗子和郁風。 

　　進了門，一條過道，右邊拐過來下兩級台階的是客廳，挂了張大千、葉淺予的畫吧 大沙發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張瑞芳。 

　　四個人坐著傻等，也沒有什麼話說。客廳安靜之極，仿佛聽得見坐在對面的金山吃壞了什麼東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風從過道左邊樓上下來了，穿著藍緞子的長睡衣。這大美人很神氣。我說明來意，郁風說： 

　　“……啊 我以為早寄給你了，對不住對不住 ”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認真的廢話。時時冷場。又一齊喝那杯透心涼的茶…… 

　　錢拿到手，一大沓。該走了。郁風忽然發現了我： 

　　“呀 你是黃永玉，唉呀 我想起來了，對 我們寫了信給你，木刻收到了，精彩 唉呀 是的，我們應該給你畫款 ……英國文化委員會司高特，你和他夫婦很熟，還有賀德立，對 對 ……”倒好像剛才付的錢是給煤鋪老板的。換個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場。 

　　於是又重新開始，高潮掀起，汽車聲響，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麼矮。對，袁世凱、拿破侖都矮，但他比后兩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為是匆忙的初見，加上他們跟金山夫婦有些什麼要談，大家就分手了。 

　　1949年在香港，郁風、苗子都見了面，那時候個人的情感幾乎讓全國解放的大快樂淹沒了。此后是見過幾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黃茅、冰兄等人一起聚會。總是郁風、苗子請客，這是根據傳統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兒都天真地以為他倆席卷來一個國民黨的銀行。我那時急需一百元港幣，買一塊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見到他匆匆忙忙，總難以開口，最后，眼巴巴地望著油石跑了。他們夫婦倆去了北京。 

　　我1953年才離開香港。 

　　事物發展從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經過了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苗子郁風夫婦。有他們兩位朋友，我這一輩子的情感光彩之極。 

　　我們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賞，沒有市俗的價值觀。有一本書，聽到個好曲子，一個有趣的笑話，一個壞人的消息，一個好運氣，一些好吃的東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畫了幅得意的畫，自以為稱心的詩，甚至是別人做的一幅好對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風，連忙地告訴他們﹔或是上他們那兒去，或是請他們到這兒來。 

　　世人有沒有意識到，弱者也有夸耀之處 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會心的三兩句話，足以微笑地面對艱難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從文那麼溫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動蕩高潮時在街上難得與我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跟我說了一句話： 

　　“事情真的來了！要從容對付啊！唉！” 

　　（本文摘自《比我老的老頭》（增訂珍藏版），有刪節。黃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