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提升了漢語言的殺傷力。此語言工於抒情狀景，鋪陳奧妙道理。工於言不及義，溫柔敦厚。工於謊言與碑文。工於詔書、奉本、文告、對偶，以及描述鬼怪神異。魯迅從前朝的詞語裡挑出帶刃的、帶刺的作兵器，使之工於見血。他自稱筆下文字為匕首與投槍。然也，既能遠擲奪命，又能給對方貼身安上一刀。

　　魯迅擺脫了文人的窘迫。雖然“文章憎命達”，但憎不了魯迅經濟狀況之寬裕。以往乃至今天的文人，若不做官經商當教授，或在體制內領餉，都和孔乙己差不太多。魯迅強，用一管金不換的小毛筆收獲銀兩，則不必向大勢力折腰，不必說昧心的話。住租界、看電影、養活全家。

　　魯迅不昏。他無論見流亡學生，見文豪蕭伯納，見官員，見各種趾高氣揚的學者和天才都不昏頭，詼諧不改、清醒不改、震怒不改。他對自己的身后，對兒子的前程，對諾貝爾獎落於誰頭上，對到底誰當左翼文壇“盟主”，一概不起妄心。

　　魯迅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越是弱國弱民，越喜歡四處樹敵，喜歡高喊熱血沸騰的口號。魯迅雖然常常生發敵意，但沒有煽動過對其他國家與種族的敵意。他明白，弱在自己身上，病在自己身上，仇視別人無益。他還明白，民族主義情緒最容易被具有別樣用心的人所利用，生害。

　　魯迅沒有計劃經濟觀念。作為作家，作為斗士、學者或以文字謀生的人，他不企圖政府提供好的待遇，“養起來”。他沒在文字間期待議員、督學這些官職，以及勛章和獎。他沒有發出“文學衰落了啊”這類哀嘆。

　　魯迅不結黨。雖然他和蕭紅等青年作家、曹白等青年木刻家、內山完造等外企CEO關系很好，但不搞小圈子，也不囿於小圈子。他並非一味怒目，也講情商。他和福建省主席陳儀這樣的國民黨高官是好友，和瞿秋白這樣的共產黨領袖也是好友。他蔑視小圈子這麼一種東西，以及小圈子之間的互吠。

　　魯迅不搞浙派文學、紹興味小說以及教授派雜文或旅日作家這一套，也不搞“一個學醫的留學生的驚世之作”那一套。

　　魯迅勤奮。用齊白石的話說，叫“不使一日閑過也”。

　　魯迅擅罵，但不靠罵人出名，更不靠罵名人出名。

　　魯迅算計過日子的經濟成本。

　　魯迅有大恨。且看那些在文壇亂罵的人，多是懷著一己的小恨發泄。魯迅有大恨大怒。他是歷史上第一個如此嚴厲地?罵中華民族劣根性的人。他恨世道昏黑、生民愚昧，“用一雙淚眼看著手術台上生息漸絕的母親”(池田大作)。這個母親是中華民族。他恨得上下求索，恨得言如厲鬼。這一種人間大恨，在其他人身上特別是現今人身上已經非常少見了。

　　魯迅懂得尺度。他罵三千年歷史，但未罵過上海灘的聞人如黃金榮、杜月笙、哈同等人。

　　魯迅看不到希望。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在手術台上生息漸絕的母親”，無論在國力上、外交上、國民素質上，魯迅都沒有看到這位母親有康復的可能，進而有強壯的可能。魯迅臨終前不聲不響躺了許多天，頭腦清醒，時不時看一幅紅衣女人的木刻作品。他一定想過，中國完了！中國就這麼完了？……可惜他沒看到今日中國。

　　魯迅不養生。他在賭氣的時候甚至薄待自己的身體。他對中醫藥有不公允的見解。他死於自身的肺病，而非診治醫生下毒。

　　魯迅不喜歡貓、狗。不談論戲曲、音樂。偶涉戲曲，也是譏諷。

　　魯迅不知道他在1936年10月19日5時30分辭世之后，作品並未“速朽”，年年重印，經69年遍布中國城市鄉村。(鮑爾吉·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