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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視野中的竹枝詞
王振忠
  2006年03月15日08:50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竹枝詞以吟詠風土為其主要特色,對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等學科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史料價值。
  ■《歷代竹枝詞》輯錄了從唐代到清末歷代詩人所作竹枝詞二萬五千余首,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收錄竹枝詞最多的一部資料集,其中包含有多方面的歷史資料,可供學術研究採擷。
 
 ■竹枝詞與地域文化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仍有繼續進行的需要。

本文作者

《歷代竹枝詞》:地域文化資料寶庫

  竹枝詞“志土風而詳習尚”,以吟詠風土為其主要特色,故與地域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往往於狀摹世態民情中,洋溢著鮮活的文化個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這對於許多學科特別是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等領域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隨著近十數年來地域文化熱的升溫,竹枝詞也愈益受到世人的關注,各類竹枝詞資料集陸續編纂出版,其中,既有分地域編纂的,又有按年代匯輯者。前者以《中華竹枝詞》(雷夢水等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為代表,后者則有2003年出版的《歷代竹枝詞》(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歷代竹枝詞》由王利器先生倡導輯錄,主要編纂者王慎之女士、王子今教授,長期關注竹枝詞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曾於1994年10月出版了《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大學出版社),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奉獻了一批資料。此次,他們歷經多年的悉心翻檢和努力爬梳,終於完成了這一集大成之作。該書輯錄了從唐代到清末歷代詩人所作的竹枝詞二萬五千余首,全書共八編,以朝代為序,分別為唐宋元明、清順治康熙雍正朝、清乾隆朝、清嘉慶朝、清道光朝、清咸豐同治朝和清光緒宣統朝,並將未能判別年代者,歸入清代外編。較之《中華竹枝詞》,《歷代竹枝詞》增加了近四千首,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收錄竹枝詞最多的一部資料集,其中有一些屬首次披露的竹枝詞,為歷史學、民俗學、文學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歷代竹枝詞》一書由於是按年代排列,從中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把握從唐宋元明迄至清末竹枝詞的發展脈絡。由此可見,入清以后雖然也不乏文人借題發揮、抒發個人情感的題材,但大致說來,從竹枝詞的內容來看主要反映了兩種趨勢:一是竹枝詞涉及的地域愈益廣泛,內容也更加多樣化,作者不僅來自全國各地,而且域外的竹枝詞也層出疊現(除了《歷代竹枝詞》中收錄的少量外國人的竹枝詞外,還有如日本人的《日本竹枝詞》和朝鮮人的《海東竹枝》等竹枝詞資料匯編)。二是竹枝詞寫實的成分愈來愈高,詩注部分的分量明顯增加,其總體趨勢則是愈來愈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因此,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清、民國以后的竹枝詞尤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竹枝詞包含的歷史資料

  竹枝詞包含有多方面的歷史資料,可供學術研究採擷。譬如,“豫楚滇黔粵陝川,山眠水宿動經年。總因地窄民貧甚,安土雖知不重遷”。這是說江西地狹人稠,百姓背井離鄉四處遷徙,無論是河南、湖北、雲南、貴州、廣東,還是陝西、四川,到處都有江西人的身影。“漫說玉山無玉剖,近聞梅嶺有梅探。舟車經過數千裡,東北浙西西粵南”。玉山是贛東北的一個縣份,當地同樣是因生計問題,清代前期有大批百姓或是南下廣東,或東進浙西。由此可見,江西的確是移民的主要輸出地,這造成了明清史上“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關於這一點,在四川的省會成都,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這是說一家中的女人,或嫁與陝西人,或嫁與江蘇人,而娶來的媳婦亦或是江西人,或是湖廣人,家庭成員的原籍可謂五湖四海,當時已沒有超過十世的“老成都”了。這說明當時的成都,真是五方雜處,各地的人們相互通婚。

  “湖廣填四川”的移民,不僅及於城市,在廣大鄉村也影響深遠。“分別鄉音不一般,五方雜處應聲難。楚歌那得多如許,半是湖南寶老官”──這是《旌陽竹枝詞》的描摹,詩中的寶老官,是指湖南寶慶府人。從中可見,旌陽一帶雖然是五方雜處,但以湖南寶慶人為數最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綿竹縣令陸箕永《綿州竹枝詞十二首》:“村墟零落舊遺民,課雨佔晴半楚人。幾處青林茅作屋,相離一壩即比鄰。”“詩注:川地多楚民,綿邑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盤一座,相隔或半裡或裡許,謂之一壩。”這首詩字面上是說,綿竹當地的村落非常稀疏,稀稀拉拉,裡面住著一些兵燹戰亂劫后余生的百姓,在當地務農的人中,有一半是湖南和湖北人。當地的聚落景觀通常是,茅草屋及其背后的一片樹林,每個茅草屋之間相隔半裡或者是一裡,這就算是鄰居了。由此可見,18世紀初期的四川綿州一帶,還是一派地廣人稀的景致,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外來移民。而在四川達縣,道光時人王正誼寫道:“廣東湖廣與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處土音聽不得,一鄉風俗最難齊。”達縣在四川東部,這首詩寫道:當地有廣東、湖南、湖北和江西人,這些客籍的人很多,移民來自各個地方,這種五方雜處的局面,使得這一鄉的風俗參差不齊,各不相同。可見,此時的川東達縣,可謂五方雜處,方言各異。

  隨著移民的大批遷徙,經歷明清鼎革兵燹戰亂的四川,經濟元氣逐漸恢復,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在成都,字號放帳的都是山西、陝西人,當地人稱“老西”、“老陝”,所謂“放帳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陝氣如雷。城鄉字號盈千萬,日見佗銀向北回”。從這首竹枝詞所述可見,晉、陝商人在成都的勢力如日中天,一般民眾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將本地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老家。作為商幫勢力繁盛的標志,四川各地的會館相當發達,“秦人會館鐵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難及處,千余台戲一年看”,“會館雖多數陝西,秦腔梆子響高低。觀場人多坐板凳,炮響酬神散一齊”。這兩首竹枝詞是說,成都當地有陝西、福建和山西的會館,其中尤其是陝西的會館為數最多,勢力也最為顯赫。每年人們都能看到在會館裡上演的許多戲,其中的秦腔梆子響徹於成都平原。這些,都生動描摹了成都一地各地會館運作的具體細節。而在鱗次櫛比的各地會館中,陝西會館更顯得鶴立雞群。除了大商幫外,錢鋪基本上為江西人所壟斷,“江西老表慣營求,兌換銀錢到處搜。倒帳潛逃講帳出,蠅頭鼠尾作狐謀”。詩注曰:“錢鋪俱江西人,謂之‘老表’。”看來,近世聞名遐邇的“江西老表”,顯然就是指來自江西的錢商。


紹興師爺(戴敦邦圖,取自《三百六十行大觀》,上海畫報出版社,1997年版)

  隨著移民的遷徙,商品的流通交易,人們之間的交流和接觸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紹興師爺就受到成都人的極大矚目:“安排擺設總求工,古董諸般樣不同。美服更兼窮美味,師爺氣派與門公。”這首竹枝詞,描寫了紹興師爺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與眾不同。這是說四川一帶紹興師爺的家裡日常擺設比較講究,如古董等都相當精致,穿著華麗,吃的又是美食,這是一種師爺氣派。這一點很有意思,讓人聯想到在北方的紹興師爺。明清以來,紹興人持續不斷地遷居北京,尤其是那些在中央六部中充當胥吏的紹興人,財大氣粗,生活極為優裕,所以起居服飾都相當奢侈。這些人為了壯其門面,在家門口總要擺一個大魚缸,栽兩棵石榴樹,夏天一定要搭一個天棚,門口再蹲一隻大肥狗。上街買零食,又一定要用一個丫頭。此外,還要請一位先生,教書還在其次,主要也是為了裝點門面。所以有“天棚魚缸石榴樹,老師肥狗胖丫頭”的諺語。這種師爺氣派,在北京和保定都是如此。從南北的情況來看,紹興師爺無論是身處何方,都是引人矚目、相當特別的一群人。由於成都的師爺都來自浙江,所以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幕賓半是浙西東,帽蓋矜夸律例通。漫說救生莫救死,篋中存案本相同。”詩注曰:“幕友初出手,謂‘帽蓋子’。”根據文獻記載,四川省的刑名和錢谷師爺,十有八九都是浙江人,而在浙江省籍中,又可分為紹興幫和湖州幫,兩幫各自拉幫結派,相互推薦。由於刑名師爺主要學習的是法律和例案,所以從業者必須跟隨老師學習辦案的技巧,當時稱為“學幕”。民間稱呼學幕者為“帽辮子”或“帽蓋子”,也就是帽子上的辮子或蓋子,是比喻他們與老師不能分離。在“無紹不成衙”的時代,紹興酒和紹興師爺、紹興方言一樣通行全國,清代中葉人稱“紹興三通行”。這種情形,也在竹枝詞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在成都,“紹酒新從江上來,幾家官客喜相抬”,這說的是紹興酒從長江上運來,衙門裡的一些人很高興地出來將它們抬進去。這些紹興酒往往是由紹興師爺和胥吏負責推銷(或者是由他們的親戚朋友兼營),所以竹枝詞有曰:“居然利藪軋官場,南貨攜來入署忙。笑問師爺生意好,回言件件出蘇杭。”這是說紹興師爺在衙門中販賣紹興酒,這是官場上的一大利藪,人們笑著問師爺生意可好,師爺回答說,這些東西都是從蘇杭一帶運來的。這首竹枝詞的注解說:南貨稱“師爺”。當時,紹興人以南貨業為生,所以南貨竟然也被直接用來稱為“師爺”。

  在清代,與紹興師爺同樣著名的還有鳳陽乞丐,從竹枝詞來看,他們的活動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在北京,“賽會時光趁踏青,記來妾住鳳陽城。秧歌爭道鮮花好,腸斷冬冬打鼓聲”。詩注曰:“打花鼓:風陽婦人多工者,又名‘秧歌’,蓋農人賽會之戲。其曲有《好朵鮮花》套數。鼓形細腰,若古之搏拊然。”對此,孔尚任的《燕九竹枝詞》:“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鳳陽舊乞婆,漫鑼緊鼓攔游客。”不僅在北京,賣藝乞討的鳳陽婆還遠達山西,“鳳陽少女踏春陽,踏到平陽勝故鄉。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斷路人腸”。而在南方,“彈弦賣唱都廬橦,多半鄰村逐此邦。還有逃荒好身手,生涯花鼓鳳陽腔”,鳳陽花鼓也成為各地人群逃荒乞討的重要道具。

  除此之外,竹枝詞還可為歷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佐証。譬如,從楊載彤的《大理赴鄉試竹枝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勾勒出從大理到雲南昆明的路程,經過趙州、紅岩、雲南縣、普淜堡、沙橋驛、呂河、祿豐、老雅關和碧雞關等地一路到昆明。以往的《一統路程圖記》中盡管有“雲南布政司至所屬府”的“本省由各府至金齒衛”,但所述遠沒有這組竹枝詞來得具體、生動。而在明清時代,江南一些地區編纂的路程圖記中,往往也包括竹枝詞,這些竹枝詞常常有對地形、地貌、名勝等周遭景觀的描摹,頗具自然及人文地理色彩。事實上,如明代寧波府鄞縣人張得中的大本《北京水路歌》,便是七言的詩歌,這首《北京水路歌》記載了沿途“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之程兩月矣。共經水閘七十二,約

  程三千七百裡”,詩歌細致描述了從寧波赴北京沿途所經地名、名勝古跡。類似的路程歌,實際上也可以稱之為竹枝詞。何以見得?筆者收藏有《杭州上水路程歌、徽州下水路程歌》抄件,這是明清徽商編纂的路程歌,后來又收集到《徽歙南浦口至杭路程竹枝詞》,發現

  其內容實際上就是《徽州下水路程歌》。由此看來,《大理赴鄉試竹枝詞》顯然也可以作為從大理至昆明的路程歌來看待。

  不少竹枝詞的作者是土生土長的在地文人,他們熟諳鄉邦掌故及當地的風俗民情﹔而另一些作者則是外來的觀察者,這些人對於異地的風俗更是充滿了好奇,“沿途據所見聞,兼用方言聯成絕句,隨地理風物以紀游蹤”,故而竹枝詞對於一地歷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對於小社區的研究,有著極為特殊的學術價值。有的竹枝詞也就相當於一地的風土志,譬如,稍早於《歷代竹枝詞》出版的《中國風土志叢刊》(張智主編,廣陵書社2003年5月版),就收錄了大批的竹枝詞,顯然,這些竹枝詞幾乎是被直接當成為風土志的。事實上,一些竹枝詞,也有的就是以風土志的名目出現。如《西山漁唱》(亦作《西山樵唱》),又名《揚州西山小志》,該書分為“形勢”、“沿革”、“古跡”、“名勝”、“人物”、“軼事”、“異聞”、“農事”、“歲時”、“市肆”和“嘲俗”十幾個部分,這對於研究清乾嘉時代揚州近郊的社區文化,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筆者在從事蘇北歷史經濟地理研究中,曾在揚州、淮安等地收集到一批竹枝詞,如《揚州風土詞萃》、《邗江三百吟》和《西山樵唱》等,其中就包含了大批反映鹽政制度及社會風尚的史料。這些資料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我們考証明清時代兩淮的鹽政制度、徽商活動以及淮揚的社會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編纂中的若干不足

  《歷代竹枝詞》與先前出版的《中華竹枝詞》,其編纂方式一經一緯,分別從年代和地域的角度,為學界提供了迄今為止分量最重的竹枝詞資料集,的確是厥功甚偉。當然,《歷代竹枝詞》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有些竹枝詞的收錄未得善本。如第五冊所收吳梅顛的《徽城竹枝詞》,其中有近四十處出現缺字。其實,吳梅顛的《徽城竹枝詞》,歙縣博物館和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均有藏本,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胡益民教授根據歙縣博物館藏本將之整理、標點,發表於《徽學》2000年卷。不過,后者所錄仍有一些錯訛,筆者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陳聯根據蕪湖市圖書館阿英藏書室的寫刻本,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校勘(未刊)。

  二是有少量的重復收錄。如呂及園的《滇南竹枝詞》,一收入唐宋元明的甲編(196-200頁),一收入辛編的4161-4166頁。石方洛的《楠溪竹枝詞》,既收入清咸豐同治朝的己編(3069-3070頁),又收入未能判別年代的清代編(辛編4023頁)。后者之來源不一,一出自《且甌歌》附錄,一出自《待輶集》,解題亦各不相同。第一處作:“石方洛,字問壺,湖南平江人。府增生,官永嘉縣丞。”第二處則作:“石方洛,字問壺,江蘇吳縣人。”想來是因吳縣亦號平江,故有兩說之歧異。楊載彤的《大理赴鄉試竹枝詞十二首》,一收在丁編的1896-1897頁,該處有作者小傳:“楊載彤,字管生,號嶰谷。嘉慶十二年丁卯(公元一八O七年)副榜,官馬龍學正。有《嶰谷詩鈔》六卷。”另一處則收入於辛編之4179頁,被列為未能判別的清代編。

  此外,《歷代竹枝詞》的最大特色是以朝代編排,盡管可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竹枝詞發展的脈絡,但竹枝詞是地域色彩極強的一種資料,就其與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編排方式利用起來就有所不便。唯一能夠彌補此不足的,是在書后按地域編列一個索引,遺憾的是,《歷代竹枝詞》並未能做到這一點。當然,中國大陸的出版物絕大部分在書后未列索引,這可能有許多方面(如篇幅和成本等)的考慮,不是編者所能決定的。

  筆者以為,《歷代竹枝詞》的編纂、出版,是竹枝詞資料整理的一個裡程碑,它必將引起多學科的關注和興趣。就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而言,該書應是區域研究方面的案頭必備書。當然,竹枝詞資料的匯纂,並不應該就此而完全結束。根據顧炳權的估計,全國范圍內的《竹枝詞》專書在千種上下,總數超過十萬首。其中,以北京、上海及江浙一帶為高產區,竹枝詞書目在百種上下,總數量各有萬首之多。據此看來,現有的竹枝詞資料隻相當於總數的四分之一。

  不僅如此,地域性的竹枝詞資料集仍有繼續編纂的需要,此前,國內已出版《北京竹枝詞》、《成都竹枝詞》、《揚州竹枝詞》、《武漢竹枝詞》、《安徽竹枝詞》、《四川竹枝詞》、《上海洋場竹枝詞》和《上海歷代竹枝詞》等,但許多區域的竹枝詞尚未收羅完備。以《歷代竹枝詞》所收竹枝詞來看,不僅仍有不少竹枝詞未能收入該書,而且在地域上也有畸輕畸重的問題。如福建省竹枝詞的收錄就相當之少,明清時代福建的科舉異常繁盛,文人的竹枝詞創作一定不在少數。而在另一方面,福建各地的風俗特色鮮明,這吸引了許多外地人,由此而留下的竹枝詞應當頗為可觀。而從《歷代竹枝詞》收錄的情況來看,閩南、莆仙的竹枝詞顯得相當之少。以莆仙發達的區域文化,不至於隻有寥寥可數的幾首竹枝詞。再如福州,僅筆者涉獵所及,比較有價值的竹枝詞就有: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收藏的佚名所輯《閩竹枝詞》(民國年間抄本),1962年福州鄉土史家鄭麗生所輯《福州竹枝詞》(春檗齋寫本),等等。另外,鄭麗生還作有《福州風土詩》(1963年春檗齋抄本)。這些,都可以讓人清晰地勾勒出清代以來福州人的社會生活。由此看來,福建省其他地方,也一定會有大量竹枝詞存世。看來,竹枝詞與地域文化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仍然是大有可為。

  除了直接標明地域的竹枝詞外,由於明清時代一些行當職業與地緣的相結合,出現了聞名遐邇的區域人群,故此,一些行業性的竹枝詞,也很值得關注。如徽州歙縣芳坑江氏茶商文書資料中的《茶庄竹枝詞》(清代徽州茶商江耀華著),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典業須知錄》中的《典當竹枝詞》,清牛應之《雨窗消意錄甲部》卷3《續文章游戲》中的《幕友竹枝詞》,等等,這些,對於“無徽不成鎮,無紹不成衙”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值得我們費心收集、整理和研究。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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