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題材”何以煥發長春電影節新光彩

　　28日晚，長春市錦江廣場，幾百人站在幕布前，開心地看著電影，從梨樹縣來城裡打工的小張說：他和他的同伴們幾乎每天收工后都會來看電影。而同一晚上在長久路社區內，納涼的人們三三倆倆坐在家門前，專注的看著《五朵金花》，不時露出會心的微笑。

　　7月2日，第九屆中國長春電影節暨農村題材電影展在長春隆重開幕。本屆電影節高層關注，百姓喜歡，業內叫好，參與者眾。究其原因，與其富有特色的關注農村題材電影定位密不可分。

　　農村題材電影在市場化的電影院線放映中並非主角，在前些年甚至被邊緣化。但當其成為主角時卻讓一個老牌電影節煥發出新光彩。不能不引人思索回望，改革開放30年農村題材電影的成就與經驗，農村電影的現狀與未來。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農村題材電影：歷史的記錄與濃縮

　　農村是中國版圖的底色，農村題材電影也曾是新中國電影的主流。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電影中的農村故事就是一部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史。

　　隨著城市化、市場化的發展，九十年代末期以來，農村電影在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雙重夾擊下，步履維艱。

　　近幾年，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文化語境下，農村題材影視劇全面開花異彩紛呈。農村題材電影從地理環境、人物形象，、風土人情、敘事語言等各方面都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一種扑面而來的生活質感，濃郁的風土人情，詼諧幽默的鄉土情趣，加之民俗、民歌、民間藝術、方言土語等，共同構成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美好圖景。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梁明說：“新時期農村電影最大的成就也許就在於它的豐富多彩，多元化。長春電影節一向定位於華語電影評獎，此次新增農村題村定位，非常好。中國農村電影一直有自已的傳統，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有必要進行一次總結。”的確，相比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一些經典農村影片《花好月圓》、《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金光大道》等等的單純敘事結構與主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影片更多呈現的是文化生態的多樣性與歷史觀照的深刻、復雜性，而80年代以來的外來文化激蕩，社會結構變化，也反映在農村題材電影中及電影手法，內容，結構，審美等的變化裡。

　　比如《人生》，表現了高加林身處農村城市交界處的尷尬，對現代文明的渴望，深刻而復雜，不是簡單的臉譜化。《被告山杠爺》中的山杠爺是好人，犯了法卻合乎倫理，《秋菊打官司》尋求法院幫助體現了現代意識，但當其難產時又是村長挺身而出，於是在村長被帶走時秋菊一片茫然。

　　《暖》對於命運的無奈又不肯低頭的抗爭。真實而平凡的故事，卻打動人心。《二嫫》反映了農村人際關系的變化與物質化對於山村的侵入。這些影片都努力超越對個體農民的關照，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穿越農民的個體命運沉浮，感悟民族精神，歷史脈動與人性光輝。

　　電影節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崔永泉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精品農村題材影片，表現了我國三十年來農村發生的舉世矚目的改革成就，表現了大時代背景下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塑造出一批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特色的農民形象。這種緊扣時代的脈博反映現實生活也許就是這些電影成功的經驗。三十年來的代表影片共同構成了一幅歷史的畫卷與長廊。

　　舉例來說，從李雙雙到秋菊到喜蓮，電影中的新中國的婦女形象與時代一同成長，當90年代初的喜蓮說出科學技術就是人民幣的時候，當秋菊執著的討要一個說法的時候，它不僅僅是一個農村婦女的遭遇與感悟，更是一個民族的成長與感悟。

　　一部優秀的影片理應具有開放性的結構空間。當我們重讀這些歷史故事的時候，無論從社會歷史還是家庭倫理抑或者是城鄉對比角度，都應可以對其進行多重角度的分析解讀。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現代化征程，鄉土電影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文化現代化表達中的典型文本之一，反映生活記錄歷史。

　　農村題材電影：紅火背后也有隱憂

　　近年來，隨著《劉老根》、《鄉村愛情》、《聖水湖畔》等一批優秀農村影視劇走紅市場，農村題材的影視劇市場供銷兩旺。

　　雖然農村題材電影呈現良好發展態勢，但是農村電影的發展水平、服務水平、市場發育水平不高，農村電影放映的體制機制改革還需進一步深化，適合農村放映的高質量影片不多，難以滿足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迫切需要採取有效措施，加強農村電影工作，加快推進農村電影事業的發展的種種現實問題依然存在。

　　長影導演王亞力說，這種農村影視劇的繁榮是近年來在國家惠農政策下農村大發展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電影人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

　　但同時王亞力也有擔憂：有些劇缺少對真正農村生活的體驗，所以，某些劇中所謂的農村，更像是城鄉結合部。農村戲火了，難免蘿卜快了不洗泥。農村戲在一片繁榮背后更應該思索的是如何更上層次更上水平更有深度，更應該思索如何反映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農民的精神面貌與時代的發展方向，謳歌時代，創作精品。

　　梁明說，現在仍需大力提倡深入生活，寫出貼近現實的鮮活之作。

　　的確，在一個越來越注重講好故事的今天，電影劇本的創作是優秀電影的基礎。如果我們在電影影像中不能建立充分的歷史空間與個人哲學，那麼即使是一個再好的題材，也依然徒具歷史的外表而中心空洞。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被人們認可為農民文化的代言，其基礎在於對農村經濟社會的深入體察，反映了農村的深層現實。

　　市場經濟，大眾傳播媒介的繁榮造就了文化工業具有模式化特征。受眾通過走進電影院，集體表達了對於一部電影的意見，從而對未來的電影變化具備了可能的影響功能。觀眾反饋形成一個累積效果。逐漸使一個電影故事呈現為一個故事公式，一個敘事模式。在積極因素外，其消極效果就是同質化甚至抄襲，大家對熟悉的情景與受歡迎的模式產生路徑依賴，而真正的藝術在於個性。正如導演霍建起所認為，創作需要創作者的主觀想象，你要提煉它，找到真正觸動人心的表達。要單純一些，把魅力和特點體現出來，否則就會模棱兩可，不倫不類。

　　如果單純用票房價值來衡量，實際上會掩蓋某些更為深層的東西。所以，長春萬達影城總經理王福安作為電影產品的終端銷售者認為，電影院要滿足不同觀眾的需要，農村題材不可少。

　　王福安說站在電影院的立場上看，我們更喜歡真實感人，打動人心，體現人情人性的影片。像《男婦女主任》、《九香》、《一個都不能少》，是叫好又叫座。一定要相信觀眾的鑒賞力。在某種意義上，觀眾的鑒賞力就是編劇導演的風向標。榆樹縣農民陳戰則說：“我們都喜歡《劉老根》，

　　《鄉村愛情》，就因為‘一色說農村大實話’。”那種在想象中營造的農村場景必然處於尷尬的疏離狀態，自說自話自娛自樂。

　　“農村電影就是土，這是一個誤讀”，梁明說。

　　的確，今天，城鄉人口流動頻繁，信息傳播突破了鄉村界限。農村的電影市場並不應隻是限於農村題材的影片。在農村最有市場感召力的往往並不是農村影片。而農村影片也並不隻是拍給農村人看的。它是面對城鄉甚至是國際化的受眾的。所以農村題材電影理應有更寬廣的視野與深度。在反映農村深層現實，體現當代農村歷史性的主題上，農村題材電影理應體現出更多的文化包容性與開放性。其內涵與外延，技法與手段都將融入更廣闊的電影發展甚至是時代發展的步調中。

　　農村題材電影：大有可為前景廣闊

　　誠如斯言，關心農村、關愛農民、關注農業是所有宣傳文化工作者包括電影工作者應有的情懷。農民需要優秀的農村題材電影，拍攝出真正融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為一體的農村題材電影也是電影人應有的社會責任。有需求有市場有責任，農村題材電影理應大有可為，前景廣闊。

　　事實上，農村題材影片也曾經有不少叫好叫座的例子，《喜盈門》曾獲文化部頒出的“農村體裁優秀創作獎”，百花獎等多項獎項，同時，上座率創當年全國高紀錄。

　　也許在今天商業大片的氛圍中，有人認為《喜盈門》的獲獎是那個時代的特征，可是業內人士並不這樣看。梁明說，什麼叫大片。演員大？投資大？古裝的戰爭題材都有大片。農村題材也未必不能成就大片。片子不在大小，小片子也可拍得很好。我們應跳出農村題材的固有認識，不要人為的局限，農村題材大有可為。

　　霍建起也認為題材隻是人為的一個劃分，事實上，電影雖然有類型，但更多的是一些共性的東西，不論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題材，作為電影更多在於做出人性和人情的表達。深入到人的內心。

　　本屆電影節從5月30日農村電影大集放映活動啟動，到7月6日電影節閉幕，期間共將放映影片百余部，計一千場，觀眾可達五十萬人次左右，其中，農村題材影片是展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各個時期優秀的農村影片吸引了大量的群眾觀看。

　　事實上，農村題材電影既有市場需求又有來自國家政策層面的種種利好消息。近年來，通過實施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全國農村電影尤其是西部和老少邊貧地區農村電影的基礎設施初步改善，放映場次和觀眾人次逐漸增加，農村題材影片創作數量不斷增多、質量穩步提高。

　　加強農村題材影片創作的規劃和生產，推進農村電影放映工程，普及數字電影放映技術，提高放映質量，完善放映基礎設施建設，培育農村電影放映的新主體，建立公益放映補貼的新機制，推進農村電影體制機制改革。推廣農村電影數字化放映。扶持農村電影公益性放映……這些農村電影可持繼發展所需要的軟硬件措施與體制機制的保証都已正式納入廣電總局等相關部門出台的文件和實施的時間表中。

　　今天，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節點上我們借長春電影節回顧農村題材電影的來路，這種回顧傳統的歷程並不是為了重新排列電影歷史的邏輯順序，而是為我們的未來提供一個的文化路標。希望越來越多真正的優秀農村題材影片在每一年裡誕生，成為未來回顧今日的歷史坐標與經典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