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早期歷史上，“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說曾相當流行。隨著歷史的大幕揭開，人們逐漸弄明白了它的來龍去脈，但對其中所謂“半個人物”仍感到費解。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向世人洞開一角，透露了這“半個人物”就是后來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徐以新。通過打聽和查詢，筆者得知當年的老戰士、徐以新的夫人陸紅女士依然健在。是她的訴說，還有楊尚昆和一些老同志的回憶，使我們尋覓到一些徐以新的足跡，同時也揭開了他不尋常的人生經歷……
 
　　有幸到中山大學深造，卻不幸牽連進“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徐以新因此歷經磨難

　　對如今的年輕人提起徐以新的名字，十有八九會感到有些陌生，但隻要了解中共歷史的人，就會知道“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說法。據后來澄清的歷史事實表明，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實際上並不成立，但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徐以新確屬中共的一位老同志。他不僅資歷老，而且在黨的領導機關做過重要工作。

　　徐以新的名字后來出現在中共高級干部名錄中，而在前蘇聯檔案中，他的中文名字叫徐一新。這是因他出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時，父親為他取此名寓有“天地一新”之意。

　　徐以新是作為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干部被送到蘇聯學習的，當時隻有十幾歲，是其中最小的一個。盡管年齡小，但他已受到多年革命戰爭血與火的鍛煉。

　　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一位負責人告訴徐以新去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徐以新一聽，有點不情願，提出要上軍校：“我打過多少次仗了，應當上軍校。”同行的徐特立勸他：“小徐，聽分配，先到中山大學，以后有機會還可以學軍事嘛！”徐以新這才不說什麼了。

　　徐以新剛入學不久，中山大學就開始清理“托派分子”，接著是“江浙同鄉會”問題。年輕的徐以新不能理解：自己人內部為什麼不能聽取不同意見呢？為什麼不容許人擺事實、講道理呢？他弄不明白，中山大學裡的這些好斗分子來莫斯科到底要學什麼呢？

　　從學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爭中，徐以新對中山大學的幾個知名人物漸漸有了了解，他們就是校長米夫左右的幾名同學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沈澤民、陳昌浩等。

　　徐以新的學習好像是在夾縫中進行。學校裡開斗爭會成為經常性的事。但他還是很刻苦，在“十天會議”前，徐以新已經能用俄文口譯一些著作了。

　　１９２９年夏初，中山大學召開有四五百人參加的中山大學黨員大會，會議開了１０天，因此也稱“十天會議”。王明遠在國內，沒有出席。會議最后表決時，有２９人舉手贊成支部局拋出的《解散團支部的決議案》，其中包括徐以新。這之后，多數中山大學的學生將王明的教條宗派諷刺地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但“二十八個”都是誰呢？筆者曾經看到過幾份名單，涉及５２人。而對於那“半個”，人們卻記得較為清楚：“有一個人，有時與支部局一致，有時又不一致，觀點比較動搖。當時隻有十七八（歲），是共青團員，所以稱為‘半個’。”這“半個”人就是徐以新。

　　徐以新也從此與“二十八個半”有了牽扯不清的關聯，大約在此后的５０年裡，這個陰影都沒有完全去除。１９８１年，中共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得到了撥亂反正。為了弄清“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問題，１９８１年８月，中央委托馮文彬主持召開了熟悉當時情況的老同志座談會，楊尚昆、伍修權、孔原、孫冶方、徐以新等１６人與會。經過談論，取得了很多共識。總的一條，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或者當年積極追隨王明教條宗派的人，他們的政治表現早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多數變好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並不能准確反映王明宗派集團的實際情況。因此，與會同志建議黨內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這個熟悉而又生澀的名字后來被中央取消了，但徐以新卻因它而挨了１４年的整。

　　徐以新的第一次蒙難，似乎與“二十八個半”的關系並不大，他隻是得罪了張國燾。但仔細想來，他留蘇的背景，以及他慢慢從“二十八個半”中逐漸分化出來的事實，也正是張國燾等人不能接受的。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經過蘇聯三年學習和回國后在上海半年多的地下工作，徐以新同其他三位同志一起被派往鄂豫皖蘇區，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這樣，徐以新同原在中山大學學習但早於自己回國的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的接觸都較以前多了。

　　徐以新讓張國燾第一次記恨在心的，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徐以新對他的戰場指揮提出不同意見，並建議他發揚民主。張國燾當時執行的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他軍閥作風嚴重，喜歡搞“家長制”，並排擠和殘害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在這之后，徐以新又多次提出過類似的意見。
像被張國燾迫害的許多人一樣，徐以新被關進了保衛局，一關就是３年多。在保衛局，他先是反省，后來又被關在一間屋子裡刻石印、罰苦工、寫標語，連上廁所都有人跟著……

　　徐以新被關進保衛局，張國燾的理由是徐以新比較右。他一再對徐說：你還年輕，可以改正，等等。看來，張國燾確實是把徐以新作為右傾來處理的——屬於內部矛盾。另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當時徐以新的確年輕，又有留蘇背景，是張國燾認為可以拉攏的人，所以張並沒有像對曾中生、許繼慎等人那樣對待他。
  
　　隨同周恩來訪蘇，斯大林特意與他握手。徐以新經周恩來提名當上了大使，於是，便有了霍查的熱烈歡迎和阿拉法特的友誼

　　新中國剛成立，徐以新脫下軍裝，從四野來到了外交部，從此獻身新中國的外交事業。

　　徐以新剛到外交部就擔任了蘇聯東歐司副司長，不久升任司長。在任期間，上至總理下到一般干部，都認為他工作認真，領導有方，既有魄力，又有耐心，能調動全司同志的積極性，是當時公認“稱職”的司長。很快，他的才華在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時得到展現。

　　１９５２年８月，徐以新以外交部顧問的身份參加了由周恩來率領的訪蘇代表團。在一個多月的訪問中，他日夜跟隨在周恩來左右。８月２０日，周恩來同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談，徐以新參加了。這以后的歷次會談，徐以新也都列席、參加了。

　　９月４日，斯大林約見朝鮮金日成、朴憲永，並同彭德懷談話。徐以新列席了會議，並作了談話記錄。

　　在陪同周恩來的這次訪問中，徐以新一直緊張地工作著。３個中蘇之間的文件、一個中蘇蒙三邊文件，都要字斟句酌。從起草文件到同對方談判、定稿，請總理審批，以及翻譯成俄文后再閱，徐以新都要參與。

　　９月１６日晚，中蘇雙方在克裡姆林宮簽訂了一系列外交文件。簽字后，斯大林宴請中國代表團和蒙古政府代表團。宴會中，斯大林特意走過來同徐以新握了握手。這是對方領導對徐以新的最高贊揚。

　　１９５４年８月，周恩來親自點將，讓徐以新出任首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當時，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途經莫斯科，在了解到阿爾巴尼亞已經派出一位副部長出任駐中國大使，而我國卻未主動派出大使時，他從莫斯科給外交部發來電報說：“阿爾巴尼亞已派大使到中國，而你們長時間遲遲不提名。我建議即派徐以新出任駐阿爾巴尼亞首任大使。我了解他，這樣不必再經組織審查。此事應速辦。”

　　當徐以新在外交部部務會議上聽到周恩來的指示時，一種信任感、榮譽感激蕩在心頭：總理在緊急情況下能想到自己，這是總理對自己的信任。他當即表示：“總理讓我去，我就去。”
幾天后，周恩來和鄧穎超把即將赴任的徐以新夫婦叫到西花廳作客。

　　周恩來對徐以新這幾年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滿意的，這次自己親自提名徐以新到阿爾巴尼亞任大使的做法，對他來講也是破例的。周恩來囑咐徐以新，到任后一定要抓住阿爾巴尼亞的特點搞好調研，對於南斯拉夫以及希臘、土耳其的情況也要摸一摸。他強調說：“從國土來講，阿爾巴尼亞較小，但我們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一定要搞好同駐在國的友好關系。”

　　鄧穎超也在客廳的一角與徐以新的夫人陸紅懇談。她說：“現在，我們許多女同志不願意當‘夫人’，總認為當‘夫人’那是資產階級。陸紅，你是不是也這樣想呀？當年在白區的時候，我陪同總理時，就是當‘夫人’做掩護的。許多時候還真得我這個‘夫人’出面呀。你們從事外事工作，有些男同志做不到的而女同志卻可以做到，千萬不要小瞧了這‘大使夫人’的工作。”
１９５４年９月，徐以新將家事托付給老友沙可夫之后，便攜夫人輕裝上任了。
中國大使的到來，受到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他們對中國派一位經過長征的老干部出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表示感謝。阿最高領導人霍查命令有關部門立即安排中國大使呈遞國書。之后，徐以新展開了旋風般的拜訪活動。

　　徐以新在中國外交戰線上是一個開拓者。他不僅是新中國駐阿爾巴尼亞首任大使，同時也是中國同挪威、敘利亞等國之間的和平使者。１９５８年之后，中挪兩國保持了一般友好關系。根據外交部安排，他在國內休息康復后，接任駐挪威大使。在駐挪威的日子裡，徐以新根據所在國的國情，努力通過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來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１９５８年，中挪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１９５９年，中挪兩國還簽訂了文化協定。

　　１９６２年２月，徐以新回到北京。很快，組織上通知他到中東敘利亞去重建大使館。在敘任大使期間，徐以新數次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舒凱裡和執委會主席阿拉法特接觸。舒凱裡和阿拉法特介紹說，他們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后，認為巴勒斯坦人民應當組織起來，開展反對以色列的武裝斗爭，而且是持久的游擊戰爭，才能恢復家園。

　　１９６５年３月，舒凱裡率團訪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以加強彼此間的合作”。同年５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式在北京設立了享有外交機構待遇的辦事處。中國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游擊隊和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國家之一。

　　在敘利亞工作３年多，徐以新不但積極推進中敘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積極開展對敘周邊國家的調研工作。大使館內部團結一致，工作成績顯著，在外交部檢查中受到了表揚。外交部認為，駐敘利亞使館的工作經驗和成就，可供其他使館參考。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徐以新大使任期屆滿回國，不久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主管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