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故居，陳列著一張寫有毛澤東名字的持槍証，編號為“甲字第一號”。

　　這是1949年進城后，按中央首長可以佩槍的規定發給毛澤東的。持槍証“注意”欄中寫明：“本區門衛，檢驗放行。機密証件，隨身攜帶，如有遺失，絕不補發。”

　　實際上，有關部門並沒有給毛澤東配槍，持槍証上的槍証、槍號和子彈這些欄裡都是空白。

　　這是一張有名無實的持槍証。

　　投身革命后，毛澤東原本就沒有想到去摸槍杆子。

　　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歲的毛澤東曾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35歲的蔣介石則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著名的黃埔軍校校長。

　　仿佛是歷史的有意安排，讓兩個后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一個去抓筆杆子，一個去抓槍杆子。

　　但抓槍杆子的蔣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殘酷而沉痛的現實，使抓筆杆子的毛澤東不得不抓起了槍杆子。

　　他成了舉世公認的紅軍統帥和軍事家，並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所揭示的那樣，打出了一個新中國。

　　然而，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毛澤東卻不單是靠槍杆子來打碎一個舊世界的。

　　也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毛澤東的雙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歡摸槍，而喜歡握筆。

　　作為軍事家，毛澤東真正像軍人那樣挎槍，隻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會師的慶祝大會上，兼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的毛澤東，挎起了一把匣子槍，顯得很興奮。他開玩笑地對朱德說：“背著盒子槍，師長見軍長。”但會師儀式一結束，毛澤東就把槍交給了警衛員，從此，再也沒有見他身上帶過槍了。

　　在長征途中，賀子珍為毛澤東特制了一個可以裝筆墨紙硯的多層口袋，毛澤東開玩笑地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大家族。”

　　毛澤東一生都不像一名軍人，他不會神氣十足地闊步行走，也不注重儀表和通常軍事意義上的軍紀。如果他帶的不是槍而是一本書，看起來可能會更加協調。

　　的確，無論是二十多歲在湖南第一師范當學生，還是三十多歲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當先生，毛澤東都督促人們習武練身，但他自己卻從來不喜好擺弄兵器，隻是酷好讀書。這一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與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有過交往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他的《領袖們》一書裡是這樣評價的：蔣介石舉止刻板，重風紀，住處井然有序，書法也是筆直正方。而毛澤東則躺坐漫無拘束，常常龍飛鳳舞，信筆成書，房間也顯得雜亂無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澤東都宣稱自己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師。

　　然而，大獲全勝的卻是這位從軍人的儀表上看並不很合格的毛澤東。

　　奧妙在哪裡呢？

　　奧妙在沒有槍杆子的筆杆子固然是軟弱的，而沒有筆杆子的槍杆子卻總是顢頇失路，剛斷易毀。

　　奧妙在筆杆子可以創造思想，而沒有思想的槍杆子隻能創造死亡。

　　奧妙在創造思想的軍事家，才能成為第一流的戰略家。

　　1935年底，剛剛在陝北落下腳跟的中國紅軍，發現自己依然身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

　　南面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西面是馬步芳、馬鴻逵的“馬家軍”，東面是閻錫山的晉綏軍，所處的陝北則是迎面來“進剿”的張學良的東北軍。這幾十萬人馬，都奉蔣介石之命，對歷經千山萬水剩下來的區區兩萬多紅軍，施行“一困、二剿、三消滅”的戰略。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改變了自己的方針。

　　早在這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了一個《八一宣言》，呼吁結束內戰，共同抗日，組成聯合政府。

　　國內政治形勢也相繼發生了重大變化。日軍侵入華北，漢奸殷汝耕組織所謂冀東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運動。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一個要剿滅“共匪”，一個要聯合抗日。怎麼辦？

　　為了民族大義，也是為了紅軍的生存，初到陝北的毛澤東，於四面重圍之中，不斷地操起毛筆，給一些受命“圍剿”紅軍的地方勢力派人物寫去一封封聲情並茂的信件。

　　在這些信中，他找回了久違的傳統古文感覺，再現出他青年時代激揚文字的靈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