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吃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確是一件最重要的事。進而至於彼此打招呼的語言亦抽象卻形象為“吃了沒”﹔朋友許久不見聯絡感情，多是“你來我請吃飯”﹔辦事情談生意，也要先坐下來吃飯﹔遇到紅白喜事，更是借機大吃一頓，在鄉間往往是舉家來吃﹔甚至拜祖宗、祭鬼神、供菩薩、掃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中國人的吃與“和合性”有關，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人情社會，以及“難得糊涂”的處世哲學，使人與人之間的緊張，在圍爐共醮之余，就會因開懷而獲得鬆弛，甚至森嚴的上下級關系，也可能因為酒酣耳熱和諧到稱兄道弟的地步。毛澤東對“和合性”不利於“階級斗爭”這一點，是深有體會的，因此就有了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我橫觀縱看中國的革命史，卻幾乎全是與吃有關，進而就納了悶了：誰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中國人最高的政治社會理想就是《禮運》篇中的“大同”境界，就是普天之下“皆有所養”﹔《孟子》一書的一大半都在討論如何施“仁政”，其中心是“民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實際上是繼承了這兩千多年始終百思不得其解的政治思想。
　　現在我們站在階級分析的立場，再看看中國幾千年的革命斗爭史：陳勝吳廣起義，似乎並沒有什麼革命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潛台詞是“他們憑什麼天生就吃香的喝辣的”？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則更加干脆，“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城門迎闖王”，完全一副吃大戶的心態﹔太平天國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政治理想，也是建立在“吃飽喝足”基礎之上。也許有人說，農民起義具有歷史的局限性，好，我們看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滿足勞動者最基本的“有飯吃”的要求嗎？歷史進步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安徽鳳陽的農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私分了公家的田地，也無非是想吃得飽一點，吃得好一點。
　　於是可以這樣說，幾千年的革命史，全都是圍繞“吃飯”做文章。在傳統政局中，任何統治者隻要做到使老百姓獲得生計，就可以致於下於“大治”，“平天下”的實質，說白了，就是使“人人都有一口飯吃”。“食”的確是中國政治的樞紐，中國人甚至會把治理國家比作烹調術，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實在精辟，直接把治國上升到吃的高度。宰相的由來，起自《周禮》，“塚宰”列天官之首，“塚宰”是干什麼的？最早是氏族公社負責宰肉分肉的，后來就演變成管理國之大事民之大事的“首輔”之官了，但歸根到底沒有擺脫“廚子”的形象。於是不難理解為何家寶總理這樣關注“三農”問題，並數洒英雄淚，因為“民以食為天”，生死之道，國之大事，履職盡責，敢不效命嗎？

　　（二）
　　中國人為什麼鐘情於吃？個人以為，實在是隻活了一個“身”，而沒有活出一個“神”啊！中國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養”字。每個人都幾乎將全副心思放在養自己的身體，養老婆，養孩子，養父母上了。養的多了，便重形式多於重內容，更注重肉體生命的生存和繁衍，而對於“心”的層次、“神”的層次，就管不了那麼多了，吃飽了喝足了，想那麼多干啥？父母對於孩子，自我感覺是有“養育之恩”的，於是便多有從精神上將子女進行控制甚至迫害的事情發生，常見於婚姻和家庭生活，他們的原則，是“我養了你的身，也就等於養了你的心”，“心”和“神”的成長發育狀況，不過是吃飽喝足之后的意淫。於是不難理解，中國人少有獨立的人格和自主的精神。
　　統治階級更清楚地看清了這一點。像中國這樣的農耕文明，又特別偏重肉體化的存在與延續，就必定會不斷制造對有限的資源產生過大壓力的人口，因此無論是社會的行動抑或國家的行動，其意向也隻能是盡量做到使人人“有口飯吃”。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既然越來越平均和越來越支離破碎，壓在頭上的國家自然也變得越來越專制，而這一整個結構的意向也隻能是解決“民食”這個根本問題以及“鎮止民心”，基本上不能導向超越與變動。解決了你“吃飯”的問題，你還要講什麼“民主”與“人的自身解放”嗎？純粹是吃飽了撐的。
　　但還有一個問題，人吃不飽要鬧，吃得太飽也要鬧。吃不飽，是肉身受了壓抑，吃得太飽，產生或者感覺到精神受了壓抑，也許精神本來就混亂，便不免要鬧一鬧的。於是中國每隔一二百年，便有一次無理性的無秩序的社會大破壞，有時是吃不飽鬧的，有時是吃得太飽鬧的，比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就不能解釋為“吃不飽”。鬧的結果，大抵是社會資源極大破壞和減少，大家都歸於“吃不飽”的社會底線，於是有個英雄站出來振臂一呼“大家別鬧了，我給你們飯吃！”，人群終於歸於平靜。中國幾千年超級穩定的這種社會結構，全部緣於“吃飯”問題的解決。
　　而今又有新問題了。雖然吃不飽的人越來越少了，可是“吃”的檔次出來了。三十萬吃一頓“滿漢全席”的報道已經不算新聞了，這還隻是事情的表面。社會分配不均，貧富差距的拉大，又到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憑什麼天生就吃香喝辣？”的歷史階段了。到這個時候，還有人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嗎？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吃”上著眼和著手。一方面，解決社會底層的“吃飽”問題，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制約和平衡機制，使更多的人經常吃得好一些，滿足大多數人“身”和“養”的要求，社會才能穩定和諧發展。
　　吃飽喝足不是目的，如果僅是為了維持階級統治另當別論。這次得吸取歷史教訓，得讓大家有點兒“精氣神”，人的自身解放，民主自由的習慣和制度，民族精神的重振和升華，這些都既是開胃酒，也是鎮定劑。唯如此，吃飽了的中國人才從此不再隻是一具肉身，中華民族才有偉大復興的明天。而我們的革命，也才有了果實或者接近果實的方向。

　　(三)
　　國人喜歡請客，是有些社會和歷史淵源的。大多數國人認為，一個人成功與否，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必須要置於一個錯綜的“人情場”或者“關系網”之下。自古，就有被公式化了的“五倫”觀念：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現在，又衍生出領導、同事、群眾、對手、密友。我們總結一個人的事跡，或者評價一個人的為人，都必然臉譜化地進行“尊重領導，關心同志，體恤部屬，善於團結”的描寫。一個人如果不融於這個強大的“人情場”甚至不能游刃有余的話，他的成功就會非常坷坎，即使勉力成功了，也容易被孤立，被掣肘，被破壞，因而也不能維持。
　　國人請客大概有如下心態：一是通過尊敬對方以對方為重的形式，可以達到一種使對方欠自己“人情債”的目的，以便自己謀取利益或者在將來可以有求於人﹔一種是不一定要涉及實物或恩惠的交換，而是故示豪爽大方，不怕吃虧，制造一個易被社群接納的形象，為自己在社群中“吃得開”鋪路﹔還有一種是構建較為和諧寬鬆的氛圍，拉近與陌生者、不同意見者甚至敵對一方的距離，因為國人圓桌吃飯的形式，很容易產生傳統家庭的親和力，也容易產生“既然我們在一起吃飯，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還有什麼問題不能遷就解決呢？”這樣的心理暗示。總的來說，喜歡請客的人，即使不能每次都能夠達到真實目的，也容易推動輿論和人心，至少造成“親和服人”的態勢，少數精於此道的，每每成為進身之階。以“食”來接近“人心”的方式，對於被傳統文化熏陶千年的國人來說，實在是一種威力強大的“武器”。
　　通過請客這種方式希望別人對自己有用的做法，在中國文化行為裡是常態，是國人互助的一種形式。而且，把別人當工具的人，也多半會把自己當作別人的工具以回報。於是，不講原則，用公權辦私事，為小圈子裡的人謀利益，成為一種潮流，而“堅持原則、六親不認”的人，成為一種反道德的行為，不見容於社群甚至親朋好友，被稱作“水火不侵、油鹽不進”。另一個現象是，國人的互相幫助、互相照顧總是在自己人之間發生的。為了對自己有約束的人面前做人，他們就往往去損害對自己沒有約束力的“外人”，像“拉關系”與“走后門”一類的“人情味”動作，正是慷“外人”之慨，以肥自己人的。這種行為，我叫它不開化的利己主義。
　　一個被弱化了的“個人”，往往覺得自己是無助的，因此，就會產生強烈的依賴感。同時，反對“私心”，不承認人的自身發展，不注重人最基本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滿足，也會對一個獨立人格之形成，發生著阻滯作用。人要滿足自己的“私心”，又感到無助，就會自動去執行“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程序設計，但還曾經是在“共產主義大公無私”光環的照耀和逼射下。而現在一旦打開“私有經濟”的閘門，文化的進步又沒有跟上，人們就不容易分清“利己”和“絕對利己”的區別，於是造成了思維的混亂，反過來又促成了行動的混亂，行動的混亂更變本加厲地影響思維，因而惡性循環，不可收拾了。當前革命的目標，實在是應該高舉“揚棄”大旗，堅持向著“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真正努力，而不是空喊口號。
　　這也許就是請客之於革命，對我們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