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旅美作家嚴歌苓女士接受《新京報》採訪，認為“文學成為影視工具很可悲”。她說：“中國文學變成為電視劇服務，這在世界上都是少見的”。“文學借電視劇來傳播自己，它本身的價值和美感就下降了，變成了電視劇的工具，比如越來越注重情節，語言越來越粗糙。我的小說可能會用電視劇來做宣傳，但我的小說寫作絕不會向電視劇投降。”

    嚴女士身在海外，想必對世界范圍內的文壇狀況了解更多。但她認為目前中國文學（其實應指小說）變成為電視劇服務，而且“世界少見”，我雖然沒有查過具體數據──比如中國一年出版小說多少種，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又有多少──憑粗淺印象，隱約覺得有些不確。這種全稱判斷有失嚴謹不說，就現狀而言，目前發行的國產電視劇（正巧最近經常去音像店借電視劇）品種其實是非常單薄的，大約以歷史劇（最多的是清宮戲）、偵探推理劇（包括反腐題材）、武俠片以及都市愛情劇為主。這說明，並不是什麼小說都能搬上熒屏（其中還有一些並非自小說改編），原因很簡單，電視劇攝制本身是一種商業投資行為，一部小說能否改編成電視劇，不是看制片人的心情，而是至少要看有無商業價值。

    當然，嚴女士批評的或者正是當下小說創作與電視劇（或者說商業化）走得太近的現象。在這點上，我基本同意她的觀點。卻認為不值得批評。因為從分工的角度來講，為電視劇寫劇本，或者為將來拍電視方便而在小說創作中有意接軌，也沒什麼不可以理解。這種寫作，可以歸入商業寫作的范疇。而這樣的寫作，如果不超越創作的范疇（比如毫無文學價值的文字加工），我並不反感──隻要知道這是一種消費文學也就罷了。況且，這種分工也不是毫無必要。嚴女士認為“文學應該是人自己的生存勞作之外的精神生活”固然值得推崇，但這世界上，總還得有人在文學大餐（所謂經典文學）外炮制點文學麥當勞，既為個人提供生存空間，也為大眾提供文學消費的便利。這兩種作家，一為“名山事業”而堅守，一為當下而寫作，在道德評價上，並不存在誰比誰高尚的問題。

    嚴女士對於文學（小說）為電視服務大為不滿，應該是在於她堅定地認為，走向電視就是走向庸俗，就是走向文學死亡。拒絕對電視投降，也就有了“拒絕庸俗”的大義。但這似乎對電視這玩意兒多少有點不公道。在某種意義上，電視和書籍都是一種媒介，可以誨淫誨盜，同樣也可以宏大敘事。再說了，我們現在承認電影可以很藝術，很經典，為什麼電視就不能藝術起來，經典起來？我總以為，小說有小說的藝術，電視劇當然也有電視劇的藝術，在這上面並無高下之分。如果從受眾角度來講，電視劇的觀眾可能比小說的讀者更“普羅”一些，但大眾化並不直接等於庸俗化，這樣的庸俗化，更不意味著文學自殺。

    作為一種個人選擇，嚴歌苓女士的觀點（拒絕商業化與庸俗化）我十分尊重並理解。與此同時，我更想提一個建議，有“時代感”的小說家不應當主動放棄電視這一個“公共空間”，甚至應當介入其中，使電視成為文學家、思想家和公眾溝通的平台。比如嚴女士的新作《第九個寡婦》（據說是講述一個從上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傳奇故事），依我看就應該、也很適合拍成電視連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