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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草案第二稿公布 視聽表演者享"二次獲酬權"

路艷霞

2012年07月09日08:18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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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7月6日開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本次修改,對原草案刪除三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增加三條(第十二條、第三十五條和第六十二條)﹔對四十八個條文進行了改動,其中對二十七個條文進行了內容改動,對二十一個條文進行了文字改動。備受音樂人爭議的草案第四十六條,即“錄音制品首次出版3個月后,其他錄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在第二稿中已被刪除。

3月31日,《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以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據介紹,在征求意見期限屆滿(2012年4月30日)之后,國家版權局仍不斷收到各方面關於修法的意見和建議。截至2012年5月31日,國家版權局已經收到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1600余份。據悉,關於第二稿修改草案,社會公眾可以在2012年7月31日前,按照國家版權局和新聞出版總署網站公布的聯系方式,提出修改意見。

焦點

備受爭議的第四十六條被刪除

此前,原修改草案一經面世,第四十六條很快遭到了高曉鬆、宋柯、汪峰、劉歡等音樂界人士的強烈質疑,並引發巨大爭議。而在最新公布的第二稿中,著作權“法定許可”限定為教材法定許可和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兩種情形,取消原草案第四十六條關於錄音制作法定許可和第四十七條關於廣播電台、電視台播放法定許可的規定,將其恢復為作者的專有權。

對此,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遷明確表達了個人觀點,“原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條從內容上看不是中國獨創,很多國家都有。”他說,事實上,相關內容在中國《著作權法》中存在已有22年,原修改草案隻不過是根據其他國家立法的慣例進行了調整而已。

對於此次被刪除,王遷認為:“並不是這一條內容或者邏輯上有問題,而是其22年來在中國實行的效果並不好。”

“第四十六條的積極效果能否真正體現出來,取決於唱片公司在根據法定許可、利用他人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時,是否向音樂著作權人支付了法定的報酬。”王遷解釋說,根據法定許可制作和發行的錄音制品數量越多,向音樂著作權人支付的報酬也就越多。但現實是,不少利用法定許可機制的唱片公司,瞞報真實的錄音制品制作與發行數量,導致其通過音著協支付的法定許可費用非常少,這樣就無法實現法定許可的目的了。

王遷分析,此前音樂著作權人通過各種場合表達自己的呼聲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反映出一個問題,權利人通過法定許可獲得的報酬確實太少了,合法利益沒有得到保障。“從第二稿來看,這一點國家版權局已經考慮到了。”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認為,第四十六條刪除后,法定許可就變成了權利人的專有許可,權利人可以自己去向使用者授權自己的作品。但這也引發了他的擔憂,“表面上看權利人有權了,實際上可能部分有一定實力的權利人,才有能力去跟相關的唱片公司、電視台去談,並授權自己的作品。其他相當數量的權利人,則很難進行談判。”

關注

視聽表演者享“二次獲酬權”

參考2012年6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外交會議通過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第十二條規定,《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將視聽作品中的表演者權利賦予制片者,同時規定主要演員享有“二次獲酬權”。

王遷認為,規定主要演員享有“二次獲酬權”,表明中國選擇了比較高的保護水平,事實上和《北京條約》的簽署並無直接關系。“我們需要注意到,《北京條約》目前還沒有生效,中國也還沒有加入該條約。中國只是在2012年6月26日簽署了這個條約。就像中國政府在1996年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外交會議上簽署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制品條約》(WPPT),但直到2006年,人大才批准加入了該條約,前后間隔了10年。”王遷認為,中國何時加入《北京條約》最終同樣要由人大來決定,這需要一個過程。同時,他提醒大家注意,《北京條約》只是規定締約國“可以”為視聽表演者規定二次獲酬權,並沒有要求締約國必須規定這一權利。

受保護表演者范圍擴大了

現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將表演者定義為“演員、演出單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學、藝術作品的人”。在《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表演者的定義有了變化,即“以朗誦、歌唱、演奏以及其他方式表演文學藝術作品或者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自然人”。

對此,王遷分析,相較於“表演文學、藝術作品的人”,“表演文學藝術作品或者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自然人”范圍更寬。他舉例說,民歌是作品,民間舞蹈是作品。民歌和民間舞蹈的表演者可以受到現行《著作權法》的保護。但一些少數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雜耍,在國際上被公認為不構成作品,它僅是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形式,按現行《著作權法》就不受保護,而今后,如果第二稿相關條款獲通過,民間雜耍藝人等就在保護之列了。

延伸集體管理受限制

在《著作權法》原修改草案中,首次與公眾謀面的“延伸集體管理”引起爭議,部分權利人甚至擔心,自己即便是集體管理組織非會員,也會“被代表”。而第二稿在延伸集體管理方面,具體限定了條件,權利人可以拒絕任何集體管理組織,不會出現“被代表、被代理”的情況。與此同時,第二稿還提到,延伸集體管理僅限於廣播電台、電視台播放已經發表的文字、音樂、美術或者攝影作品,以及自助點歌經營者通過自助點歌系統向公眾傳播已經發表的音樂或者視聽作品。

張洪波對此感到有些遺憾,因為相關條款並未涉及“影印復制權”。“文著協在和國際上交往的時候,會涉及影印復制權。國外很多國家都在通過影印復制或者信息網絡打印、復制中國的著作權人的圖書、文章。中國的出版社或者個人,不可能跟國外的使用者、圖書館、復印店去談。”他認為,如果文著協去談,則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而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教授李明德則認為,第二稿盡管對延伸集體管理進行了限制,但並未在相關條款中提到集體管理組織應引入競爭機制,這是一個遺憾。

新增職務表演

引人關注的還有,在第二稿中的第三十五條新增了關於職務表演的規定。對於集體性職務表演,如劇院表演話劇、劇團表演歌劇或者合唱等演出行為,其表演者的權利歸屬於演出單位。

王遷解釋說,現行《著作權法》對職務作品已有規定,但沒有單獨提及職務表演。“對於演員和劇團之間的關系,第二稿是參考職務作品的規定來解決的。”

劇院組織演員共同完成演出,演員的表演是為了完成劇院交付的任務而進行的,這就是職務表演。“舉例來說,如果電視台想播出其演出實況,或者制作成錄像制品,經過劇院許可就可以了。劇院所得的許可費,可以根據內部情況進行分配,這樣就將劇院和演員的關系梳理得比較清楚了。”(記者 路艷霞)

 

 

 

 

(責任編輯:溫璐、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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