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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虛構寫作潮中的女性力量 個人與社會關注點銜接

張  莉

2012年07月13日07:4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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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虛構寫作擴大了文學的寫作場域和表達邊界,也因此挑戰並且豐富了對文學本體的認識。 

  當女性寫作者們試圖書寫她們眼中的“世界”和“現實”時,所謀求的不是邊緣性、私密性與性別化,相反,是個人關注點與社會關注點的銜接。

  

  廣義上的非虛構寫作由來已久,而作為一個文學話題和一群特定的文本指稱,非虛構寫作近兩年尤其引發了一些關注。作家們以“在場”的方式和紀實的手法,直面社會民生等諸多問題,為人民與大地寫作,喚醒和開掘了文學的行動力與介入力。在這股非虛構寫作潮中,女性作家的創作尤其引人注目。《梁庄》(梁鴻)、《羊道·春牧場》與《羊道·夏牧場》(李娟)、《上課記》(王小妮)、《蓋樓記》與《拆樓記》(喬葉)、《女工記》(鄭小瓊)等作品先后關注鄉村建設、新疆邊地生活、校園新生代、工廠女工、被拆遷群體,借由個人活生生的獨特經驗而觸摸到當下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作品發表、出版后贏得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度。盡管非虛構寫作熱並不隻限於女性文本,但一個顯在的事實是,由這些女性作家創作的非虛構文本喚起了公眾的閱讀熱情、引起了批評界的討論,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女性寫作遇到非虛構為什麼能產生如此多引起讀者共鳴的作品,在非虛構文體與女性寫作之間隱藏著何種關聯,對女性非虛構寫作特色和發展趨勢的分析將為今天激活文學的能量提供何種借鑒?

  在個人經驗與公共經驗的緊張地帶

  為什麼讀者愛讀非虛構作品?因為讀者渴望從文字中讀到作為個體的真實感受,更重要的是,渴望寫作者對我們身在的現實進行真實的傾聽、書寫和理解。非虛構文體的興起回應了這樣的“渴望”。所謂非虛構,包含著一種“爭奪真實”的努力,誠如李敬澤所言:“我們常常明顯感覺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確証和表達真實的足夠的志向、誠意和能力。希望通過‘非虛構’推動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與生活、與現實、與時代的恰當關系。”

  將近年來的非虛構文學創作熱潮放置於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脈絡約略可以看到某種軌跡: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敘事是與文學啟蒙有關的,作家們喜歡將自己的個體經驗上升為國家經驗講述﹔1990年代則是與公共經驗的斷裂時期,寫作者們以強調個人的、身體的、物質的、日常的、破碎的經驗來抵抗對公共記憶的簡單圖解﹔而近十年來,如何將個體經驗與集體經驗進行有效的轉化,如何將文學重新喚回到社會公共空間,這成為中國文學面臨的內在困境。非虛構文體的開放性為當代文學如何擺脫90年代“自傳式”、“個人化”的寫作習慣提供了一個發展方向。它擴大了文學的寫作場域和表達邊界,也因此挑戰並且豐富了對文學本體的認識。

  對女性寫作來說,擺脫長期以來的“自傳式”、“個人化”的寫作習慣,打通與外部世界的情感關聯,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非虛構寫作恰恰提供了這樣一次機會,使得她們可以在個人經驗和公共經驗之間的緊張地帶書寫,用公共生活的沉重來擊碎個人幻想的鏡像,同時又以具體可感的個人經驗對蹈空的、大而化之的公共經驗進行質疑和補救。當強調關注社會現實的非虛構文體與強調個人化敘事的女性寫作相遇,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出現“交疊”,非虛構文體本身具有的對“真實性”、“親身經驗”的強調與女性寫作中對“個體經驗”及細節的重視,使非虛構和女性寫作的結合產生某種奇妙的化學反應,這最終成就了一個個獨具意味的女性文本。

  從“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

  以“我”為視點,對有關現實熱點問題進行非虛構書寫,必然地要求作者去思考“我”與“現實”、“我”與“時代”的關系。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梁鴻借由《梁庄》講述了她所見到的20年來故鄉發生的變化,用個人的目光打量農村問題的歷史與現狀﹔喬葉在《蓋樓記》、《拆樓記》中講述的則是“我”和姐姐一家親歷的拆遷,對我們這個時代紛繁復雜的“拆遷”問題做了一次剖面呈現﹔《女工記》中,鄭小瓊以詩歌及手記的形式還原作為個體的女工,書寫她們在流水線上與流水線背后的酸苦﹔《上課記》是詩人王小妮自2005年以來任大學教師的教課手記,是見証與對話校園裡“85后”、“90后”新一代青年人的誠實記錄。

  使用“我”來講述個人親見是這些非虛構作品的共同特點,這在近百年來的自傳式女性寫作中似乎並非創舉。但是在自傳式女性寫作中,“我”是主角,世界的一切都是以“我”為主。而在非虛構女性寫作中,“我”不是主角,“我眼中的一切”才是我的主要敘述對象。寫作者面對世界的態度也是不同的:自傳式寫作是內視的,是傾聽自我聲音的﹔而非虛構寫作則是向外的,是傾聽他者之聲的。以“我”的視角書寫“我”眼中的世界,雖然帶有“我”的認識、理解、情感,但最終的寫作目的是希望“我”眼中的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曉,即渴望“個體經驗”能有效地轉化為“公共經驗”,因為“我”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現實的一部分。

  因此在這些文本中,個體被放置於“家庭”、“社會關系”的框架中去理解和認識。《女工記》中女工不僅僅是女工本人,還是作為女友、作為女兒、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的女性。還原為“家庭”成員是重要的,它喚起了讀者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情感:那站在流水車間裡的每一位工人,都是家庭裡的重要成員,這是最基本的具有通約價值的情感,是能將讀者團結為“社會共同體”的情感。一如《梁庄》中少婦春梅和丈夫的夫妻團圓、性問題,既是個人的傷痛,也是家庭的傷痛。當村庄為無數家庭之痛所困,豈不也是社會之困局?從家庭出發對農村問題的表現也是最能引發讀者共鳴的。

  通過將個體還原為社會成員的方式,這些非虛構文本使留守的村庄、流水線上的青春、對峙的拆遷等社會問題以別一種面貌回到了我們的視野中,使寫作者的個人經驗有效地與集體感受打通。它也表明了這些女性寫作者對於個人的理解和認識:個人的生存並不是個人化生存,社會關系是我們對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基礎。這有別於90年代以來個人化寫作尤其是女性個人化寫作中“私人領域”與“公共空間”的壁壘分明。

  文學重回公共生活的可能途徑

  王小妮、梁鴻、喬葉、鄭小瓊、李娟等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寫作者,她們也很少去刻意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這些文本所構造的獨特的社會“風景”都是通過一位女性的眼睛來完成。當這些寫作者們試圖書寫一位女性眼中的“世界”和“現實”時,她們所謀求的不是邊緣性、私密性與性別化,相反,她們試圖在文本中生產出獨具視點的公共議題,她們渴望個人的關注點能與“社會關注點”銜接。

  這並不是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而是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恰如其分的擔承。鄭小瓊說,“我並非想為這些小人物立傳,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世界原本是由這些小人物組成,正是這些小人物支撐起整個世界,她們的故事需要關注。”作為女性作家,她們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也有深刻的反省,一如王小妮所言,“在記錄和寫作的過程中,也是審視反省自己的過程,從一節課的准備到一個學期的終止,不斷地自我調整修正,從一個傳統施教者的角色漸變成一個講述傾聽討論觀察者的角色,這變化絲毫沒有被動性,我想隻有這樣才可能更接近一個今天意義下的好老師。”

  忠於個人經驗式的“呈現”,是非虛構寫作的優勢,但也可能是桎梏。非虛構寫作內在的問題在女性作者這裡同樣存在。寫作者是否應該隻滿足於個人經驗或把目下的現實呈現出來?如何避免對“現實”的流水賬式、表象式的記錄?如何處理現實中的“真實”與文學表達中的“變形”?非虛構寫作在“呈現”的同時,是否應該提供認識世界的方法、深刻反思和反省社會與自身的方法?對現實的忠誠“呈現”是當下非虛構寫作的新起點,但不應該是終點。非虛構寫作不應該只是現實的鏡子,還應該是現實的放大鏡與顯微鏡。

  而就女性非虛構寫作而言,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缺乏文體意識的自覺。如何強化女性非虛構寫作的文體意識,使得這種寫作既秉持內心的敏銳又不沉溺於主觀自我,既有現實關注的真實質感又不乏審美創造的藝術質感,將女性寫作的優勢與非虛構寫作手法進行更為完善的結合,這是擺在女性寫作者、擺在非虛構題材前的一個挑戰,也是非虛構寫作增強其干預公共生活力度的必經之路。 


 

 

 

(責任編輯:溫璐、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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