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談商業開發 文化產業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天津大學幾個畢業生拉著馮驥才院長拍照留念。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

　　（上接C06版）

　　談商業開發 文化產業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我們知識分子有什麼樣的文化責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費化的時代，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

　　新京報：當我們談論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把它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看待，而不是覺得它是自身發展或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

　　馮驥才：對，民間文化本來是生生滅滅的，人們不再認同，就會放棄它，這是很自然的。有些東西，人們不喜歡它，它會消失，誰也沒有力量挽留，這可以稱為“正常消亡”。我認為，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這個社會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從“文革”進入改革，從計劃經濟一下進入了市場經濟，又一下子城鎮化了。這樣的“急轉彎”，有些東西消失得太快，你都來不及思考。特別是進入市場經濟之后，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很高，輕視精神的價值。

　　還有，這些年的社會變化，使得我們缺乏歷史情感、文化情懷。我們對我們的文化不太在乎，這跟西方不一樣。幾年就把所有城市都變成了一個樣，這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過。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提出文化保護，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報：說到市場經濟，在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如何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襲？如果我想做民間文化保護的志願者，這可能是要首先面對的問題。

　　馮驥才：這個問題挺麻煩。我曾強調，要和文化產業死拼，文化產業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我也說過，中國有三個產業化讓我們積重難返，一個是教育產業化，一個是醫療產業化，還有一個是文化產業化。這樣一來，教育、醫療、文化都向錢看，那這個民族壞了，我們沒有長遠的追求，特別是沒有純精神的追求，沒有精神綠地了。文化產業化扭曲了很多人的價值觀，認為文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賺錢，所以很多願意保護文化遺產的人，他們看到當地人賺錢了，甚至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們對文化本身的價值並沒有足夠的認識。這一點，需要苦口婆心，反復不斷地講，要重視文化價值。

　　新京報：我注意到文化遺產保護遇到的一個難題：保護會引發關注，關注有時會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利用，即使沒有旅游開發，也可能由於過度的關注，人來到現場觀摩，而有所破壞。你怎麼看待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馮驥才：曾經有朋友告訴我，馮驥才你知道嗎？你是好心干了壞事。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個好東西，四處喊，喊了以后，誰都想伸手拿到家裡去。但是我覺得，好肯定是要說的，不能讓它自然消失。從西方來說，你比如，大家都說盧浮宮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贊美盧浮宮的文章，但盧浮宮並沒有因為這些贊美而消亡。關鍵之處，還在盧浮宮的管理。

　　我舉一個另外的例子。我去凡爾賽宮的時候，有人請我看一間60平米大小的屋子，這是以前皇室人員去大廳在這裡短暫休息的地方。這屋子曾經漏雨，損壞很嚴重，后來開始修繕，我去的時候剛修好，在裡面卻不覺得是剛修的。我一問，才知道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裡椅子的墊布都拿出來研究，什麼材料，什麼方法織的，都有專門研究。這樣對待文化的態度，你說敬畏，什麼是敬畏啊？我們什麼地方敬畏，嘴裡敬畏啊。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真正地熱愛我們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熱愛？

　　我也在反思：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麼位置。這個問題必須反省，不然我們無論怎麼做，也不太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我和你說的這些話，如果不是我說，換一個高級別的領導人來說，那個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說的話，隻不過比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大一點而已。另外，我們知識分子有什麼樣的文化責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費化的時代，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我們說的這些話題，都跟個人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公共空間有關。

　　談個人理想 我有時失望，但不絕望

　　我作為一個知識人，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裡，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裡。

　　新京報：十多年前，你剛進入文化遺產保護。現在最初的心態、想法、理想是否發生了轉變？

　　馮驥才：這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也經常忘記自己的歲數。忘記歲數，才能永遠年輕嘛。但是，我有時感覺到，我並不是一個成功的人，我做的事情並沒有達到我的理想。

　　新京報：你的理想是什麼？

　　馮驥才：我的理想是社會的文明。所謂民族復興，實質是文明的復興，社會的最終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會。社會應該這樣，有文明准則，有文明底線，人人都文明自律。人有人性、有欲望、有獸性的部分，但得自律，要克制自己。我在一篇文章裡，引用傅雷在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裡斯多夫》前面說的一句話，就是英雄也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操，這是說，你要不斷克制，要跟自己內心的敵人戰斗。你看，我是一名作家，我主要寫批評文章，我必須要用我的筆來批評那些不對的事情。在我看來，你隻有真正批評生活中那些不對的東西，你才能把對的東西樹立起來。

　　我現在都七十多歲了，沒有什麼更多的需求，和年輕時候的想法不一樣了。我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但是不會放棄我的追求。我經常失望，但是我不會對自己做的事情悲觀。

　　新京報：你自己覺得是個寂寞的行動者嗎？

　　馮驥才：（嘆氣）反正我能沉下心來。嗯……我有時覺得孤獨，能夠一起談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很多，會覺得我跟人有距離。但是，我這種孤獨跟生活沒有多大關系——雖然有時會覺得孤獨，但我不會放棄自己——這是一種思想的孤獨感。

　　我到很多地方去，老百姓都很熱心，但跟我一起干活的人少。我覺得，坐在那說話的人多，走起來，就沒人了。在大學做教育，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作為一個知識人，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裡，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裡。越往裡思考，你的想法越深入，你越會產生一種孤獨感，但這不影響你對生活的激情，也不影響你的追求。

　　我堅信，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的，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不過要一代一代人，不放棄地把它做下去。我覺得，我們民族那個根，那個最深的文化之根，仍然在﹔我有時失望，但不絕望，原因就在這裡。

　　■ 記者手記

　　來到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一條船進入了視線。

　　研究院在天津大學校內，設計新奇，爬山虎的綠意蓄滿了整整一面牆，方形院落中一汪池水倒映雲影，金魚在戲水。進研究院的右手邊，有一座從黃河岸邊拉過來的門楣。那是馮驥才先生的朋友送給他的，純木質的門楣看起來高雅朴拙，“有六層拱門，一般百姓隻能做三層，皇家才可超出”，拱門下書有“福海壽山”四個大字。這些，都能使到訪者駐足，細細端詳。

　　記者最先注意到的，倒是那條木船，船身斑駁，躺在進研究院的門口不遠處。“是攝影家鄭雲峰在長江裡劃的最后一隻船，這太珍貴了。”採訪還沒進入正題，馮驥才就說到了這隻船。除了這一隻，還有一隻小一些的船，它們現在不在長江的浪頭裡，也不在這一汪池水上，而是在岸邊。

　　今年6月，和馮驥才有關的事情，主要有兩件，一是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二是他獲得了萬寶龍國際藝術贊助大獎，卻把1.5萬歐元獎金贈送給了這隻大船的主人。

　　這兩件事，都與民間文化保護相勾連。實際上，馮驥才展開城市文化、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已超過十年。在此過程中，他默默做事，有時發聲，言必稱文化保護。在他看來，這是他的使命，盡管偶爾也感嘆少有同行，有“一種思想的孤獨感”。

　　受訪時，馮驥才不時發出笑聲，看起來採訪輕鬆而順暢。他談到花瑤的刺繡被旅游開發，使得刺繡“跟電腦畫的一樣”，“什麼文化內涵都沒有了”，那一瞬間，坐在椅子上的馮驥才，用手有力地拍了拍扶手——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