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剃頭挑子一頭熱" 文化建設警惕"體制空轉"

　　核心閱讀

　　●一方面是高成本的“管理文化”“打造文化”“建設文化”乃至“送文化”，另一方面卻是作為文化主體的群眾漠然視之

　　●美術館裡把酒言歡、共商文化盛事、共謀利益交往，美術館外芸芸眾生卻不知美術何術、平尺何尺

　　●文化治理要從全面深化改革中謀出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制度張力與工具活力

　　從文化建設維度反思國家文化治理，直接且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在要素構成位置盡快形成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升級版。這一訴求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合法性依據，在於當下文化體制運行的現狀及其困境，這些困境所帶來的負面后果不僅與我們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征程反向抵牾，也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和“五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形成強烈的價值反差。在所有的負面因素中，“體制空轉”與“工具去功能化”最具消解力量，很長時間內對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構成威脅，對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而言，幾乎是難以逾越而又不能不逾越的“硬骨頭”式的運行障礙。

　　文化管理“剃頭挑子一頭熱”

　　為何出現脫離群眾的

　　“自我繁忙”

　　所謂“體制空轉”，是指現行文化體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較大程度上存在著以“運行效率低”和“運行利益自滿足”為特征的體制耗損結構。一方面體制運轉繁忙，另一方面細究起來，不過是參與者及其運轉進程的自我繁忙，是一種空轉式的繁忙。對整個社會文化生活現場和文化發展而言，這種空轉中的繁忙實際上根本無法實現保障、激活、助推和引領等價值取向意義上的預期文化體制目標，尤其無法滿足文化大繁榮大發展這一戰略背景下的社會訴求與人民群眾的意願期待。在這裡，“空轉”不能作絕對主義或極端主義理解，我們不能抹殺實轉與實效的客觀存在，只是在價值比較維度上，空轉與實轉、無效與有效的實際比重嚴重失衡，不僅導致通常我們所歸納的那些“不相適應”愈加嚴峻，而且使得人民群眾對大規模增加文化投入后的文化體制運行狀況依然有不滿情緒，其后果將會傷及文化建設的政治利益，而不僅僅局限於文化利益本身。一切致力於統籌謀劃“五位一體”整體推進的遠見卓識者，都不能回避文化體制運行的這些復雜表現和深層次問題。

　　文化體制空轉的表現之一，在於體制運行的預設標杆以政績為取向。也就是說，文化行政者從一開始就沒有面對社會基本文化訴求並以其為邏輯起點和靶向，而是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支配下熱衷於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標志工程、速效過程，熱衷於文化建設中由權力意志所決定的隨機性虛擬指標以及對這些指標的政績驗收，至於它們是否與當前社會文化需求構成真實的因果關系，則是那些持消極文化政績觀的非“謀事要實”者基本不予考量的，進而也就必然產生文化體制運行投入增量后普遍缺乏社會效應的被動局面。

　　文化體制空轉的表現之二，在於體制運行過程中政策功能匹配與公眾文化期待之間缺乏有效的“對位效應”。許多正在執行中的公共文化政策還程度不同地局限於行政部門、行業系統、直屬單位，一方面是高成本的“管理文化”“打造文化”“建設文化”乃至“送文化”，另一方面卻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民群眾漠然於那些“管理”“打造”“建設”和“送”。於是就有“剃頭挑子一頭熱”，就有文化體制運行“自娛自樂”與社會大眾日常文化生活現場“自娛自樂”互相隔岸觀景的現狀。

　　文化體制空轉的表現之三，在於體制運行過程中運行績效的評價、測值、監管和獎懲缺乏由社會意志和人民群眾心願所根本制約的剛性制度。一方面我們還不能嚴格按照法制思維的要求，促使文化體制運行的各個實踐環節嵌位於依法行政而非權力操作的現代文化治理框架之內，另一方面我們也還不能嚴格按照“群眾路線”與“人民利益至上”的要求，促使文化體制運行總體吻合於人民的文化意願並始終處於社會和公眾的有效監督之下。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有關文化建設成就的那些總結、報告，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相悖，當然這也是促使我們走向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大倒逼力量。總之，所有這些體制空轉的表現，實際上從不同角度向我們表明，文化體制運行與社會文化需求和人民文化期待之間，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兩張皮”現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條件下，消除這一現象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體制運行的軟硬件作為不大

　　功能評估和績效分析

　　亟待落實

　　當然，如果從公共管理的角度進行更深入的審視，可以看到，體制空轉中所使用的那些宏觀政策工具與微觀平台工具等，往往呈現較大程度的去功能化狀態，從而在操作層面“助推”著文化體制一步步深陷於體制空轉而難以自拔。工具去功能化和體制空轉，既是內在外在的一體關系，亦是互為因果的生成結構，還是宏觀微觀的相映參照。此處所謂“工具去功能化”，是指包括政策工具和平台工具等在內的文化體制運行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型制的工具形態，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或則有效功能匹配不足，或則功能匹配與功能指向缺乏一致性、協調性，或則這些工具面對操作實踐出現較為嚴重的功能失效，工具使用效果與預期功能目標相去甚遠，文化體制運行的“軟件”或“硬件”處於難有作為抑或作為不大的窘迫狀態，出現與社會預期成反比關系的工具運行軌跡。

　　毫無疑問，各級政府在加大文化投入之際，總是希望其所依托和支撐的這些軟件工具抑或硬件工具充分實現助推文化增長的功能或拓展文化增量的效果，例如殷殷期待於“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能不斷催生我們這個時代的梅蘭芳、《西廂記》或者中國版《胡桃夾子》等藝術大師或文化經典，殷殷期待於“農家書屋”能讓億萬計中國農民在勞動之余的熱情閱讀中實現文化脫貧甚至文化解放，殷殷期待於數億元之巨建起來的城市美術館能像巴黎現代美術館一樣每年有近千萬群眾的審美參與，殷殷期待於館舍面積、人員編制和年度運行經費按標准配置的鄉鎮文化站成為農民日常生活中開展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工作匯報中，似乎看到和聽到了“大師”和“經典”的名字，看到和聽到了文化脫貧甚至文化解放，看到和聽到了審美參與和文化聚集，於是工具的功能有效性被放大、提升甚至超越。跟進的尖銳問題就在於，誰可以在承擔法律責任的前提下精密而准確地呈現這些工具使用效果的詳盡統計數據？誰可以在國家使命、社會良知和人民利益的拷問面前，將那些放大、提升甚至超越的工具績效向國家、社會和人民再一次申明其輝煌？

　　進一步的問題還在於，工具功能不僅遠非體制預期所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去功能化中與這一預期往往相去甚遠。君不見縣城圖書館的讀者稀稀落落﹔君不見鄉鎮文化站站長日復一日忙勤雜﹔君不見村裡空巢，白發老婦獨守書屋﹔君不見美術館裡把酒言歡、共商文化盛事、共謀利益交往，隻可惜美術館外的芸芸眾生，竟不知美術何術、平尺何尺。當然，如果我們改變這樣的情緒宣泄敘事方式，就應該以更加負責任的態度對工具去功能化給予社會統計學意義上的充分採樣和系統分析，而這首先要求政府在學者、社會和公眾之先擔當起這樣的責任，隻要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工具去功能化以及宏大背景上的文化體制空轉問題，其真實、准確、全面和深入的事態評估就一定能做到，進而才能尋找到切實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

　　在謀劃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既要充分吸納和總結我國文化建設的巨大成就與豐富經驗，同時更要以清醒的姿態和直面的勇氣正視文化建設中的種種被動和不足，尤其要正視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體制空轉和工具去功能化現象，從全面深化改革中謀出路，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制度張力與工具活力。由此，才能使國家文化治理走上科學化、法制化、規范化和長效化的良性發展道路。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4年08月0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