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吳冠中拙政園素描和高馬得所繪昆曲人物。

　　對於昆曲，近十年可以稱得上“黃金時代”。從2001年被列入世界首批非遺名錄，到逐漸打開市場，昆曲正遠離“博物館藝術”階段，逐步實現活態傳承。政策與市場，都為昆曲提供了時代的機遇。那麼，昆曲的下一步應邁向何方？作為諸多探索中的一種，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白先勇的嘗試，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參考。 

　　——編者

　　青春版《牡丹亭》，到今天已經走過了10年。在這段歲月中，許多人在不止一個場合問過我：作為一個作家，你是怎麼跟昆曲“攪”到一起去的？

　　我跟昆曲的淵源其實很早就開始了。我10歲的時候，在上海大劇院看到了梅蘭芳和俞振飛演出的昆曲。那是戰后梅蘭芳第一次從香港回到大陸演戲。我想，也許上天在那個時候已經安排好了：那一晚，他們演的就是《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園驚夢》。我一生中的“牡丹情緣”就此結下，直到今天。

　　后來，我其實很少有機會看昆曲了，在台灣雖然也有昆曲演出，但那只是一些曲社活動。直到1987年，時隔39年后我又一次回到上海。機緣巧合的是，在那段時間，上海昆劇團正上演全本的《長生殿》。“文革”十年昆曲是被禁了的，我以為它已經消失了，沒想到還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演出結束，我的激動之情難以言表，觀眾走光了我還在鼓掌。我想，這麼了不得的一種藝術，怎麼可以讓它衰微下去？不過，當時也還只是一動念，沒想到日后我真會去為昆曲“賣命”。

　　上世紀90年代以后，昆曲開始走下坡路，第一線的演員慢慢老去、退休，演員隊伍也出現了斷層。我這才意識到：這種藝術真的危險了。因此，2000年的時候，當我從心臟病手術中幸運地挺了過來，就開始想：上天讓我活下來，可能是要我再做一點有用的事情。於是，我決定盡我的余生，為昆曲的傳承做點什麼。

　　從那以后，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有了青春版《牡丹亭》。

　　與蘇州昆劇院的緣分，也是由此結下——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員班底，都是蘇州昆劇院小蘭花班的成員。蘇州是昆曲的故鄉，有昆曲生長的土壤，從這裡尋找演員是最合適不過的。那時，我就曾經提出建議：蘇州昆劇院應該不僅僅是一個劇團，而是要兼具演出、傳承、宣傳、展示等功能於一體。昆曲是“百戲之祖”，是中國戲曲藝術最重要的品牌，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野心和信心：以后外國人來中國，都要到蘇州看一場昆曲，就好像人們到英國，都要到斯特拉特福小鎮看一場莎士比亞的話劇。

　　讓人欣慰的是，2014年12月，蘇州昆劇院新院建筑終於落成了。像我當初建議的那樣，不僅包括了劇場、傳習所，還囊括了關於昆曲的攝影展、書吧、服裝與樂器體驗空間等。“硬件”可以說比十年前好多了，希望“軟件”也能跟上。

　　這兩年，昆曲的境況確實改善了不少。這是好事，但昆曲界要自愛，千萬不能砸了牌子。在青春版《牡丹亭》的200場巡演中，每一場我都當成第一場來演，直到最后一場還在修正——因為藝術沒有一百分，更因為我一直懷著萬分謹慎的心情，生怕稍有不慎會損害昆曲的美名。尤其是在國外演出的時候，更是事關民族文化的體面。對我來說，這簡直不是演戲，而像是拿著古青銅器去展覽！有人問我，你是怎樣讓昆曲這樣的中國古典藝術成功走出去的？我的答案是：用最專業的態度，把最好的東西拿給別人看。

　　昆曲的美學品格，無疑已經達到了世界水平，也獲得了一定的國際知名度，我們應該乘勝追擊，繼續擴大海外影響力。當然，海外演出需要很大的開銷，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國的巡演，就是募到了100萬美元才得以成行。10年來，我為昆曲已經募款3000多萬元，用於演出和在北京大學開昆曲課等等。我很欣慰地看到，當年播下的種子正在開花結果。

　　我個人的努力終究有限。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共同承擔起責任。我認為現在的重視也還不夠。昆曲這座寶庫，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搶救。比如音樂，我呼吁音樂界先把昆曲的音樂研究出來，我們不妨把精力和熱情從西方音樂中分一些回來。不知己，怎能知彼？不懂自己的文化，怎麼理解別人的文化？學了也只是皮毛。我們應該先“固本”，先從繼承發揚自己的傳統開始。

　　（本報記者周飛亞採訪並整理）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5年01月22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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