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因支持“中國舊戲” 招致魯迅的譏諷

十年過后，胡適為何“退步”了？

在“新文化運動”早期，胡適與魯迅對中國傳統戲劇的觀點比較一致，都認為應當同中國舊文學一樣，加以徹底革新，他們都推崇西方話劇的表演形式與思想內涵。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專號”（第四卷第六號），充分表達了胡適等對以易卜生為代表的西方話劇體系的推崇與倡導，更進一步將所謂“中國舊戲”推向了時代的對立面。但十年后，胡適似乎又與這一初衷背道而馳，轉而特別支持“中國舊戲”。

這一戲劇性的轉變，當然招致了魯迅的譏諷。的確很難想象，寫出過《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的胡適，會傾倒於中國古典戲劇的舞台下。更有研究者據此指出，魯迅與胡適最終分道揚鑣，正是因為在是否支持梅蘭芳這一問題上出現了根本分歧﹔從此“新文化運動”才開始向相反的兩翼發展，一翼向左，成為革命文藝﹔一翼向右，成為自由主義。

無須多言，以梅蘭芳為焦點，魯迅與胡適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種種觀念之爭，注定是要成為思想史上的一樁“學案”的。那麼，胡適與梅蘭芳的交往，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二人保持著一種怎樣的人際關系呢？

《胡適日記》四提梅蘭芳

其實，從胡適知道梅蘭芳之名開始，就並沒有把他看做是那種頑固守舊的“中國舊戲”的化身﹔況且梅蘭芳改良京劇的舉措與成果舉世皆知，胡適本人也深表贊賞。胡適沒有把梅蘭芳作為“戲劇進化史”的古老標本來研究，而是頗有些友好往來的﹔他們之間的關系即使不算親密，也至少可算作友朋之列。

《胡適日記》中提到“梅蘭芳”的有四處，一是“1928年12月16日，梅蘭芳來談，三年不見他，稍見老了”﹔二是“1930年7月25日，梅蘭芳先生來談在美洲的情形，並談到歐洲去的計劃。我勸他請張彭春先生順路往歐洲走一趟，作一個通盤計劃，然后決定”﹔三是“ 1930年8月24日，見著吳經熊，他新從哈佛回來，說，美國隻知道中國有三個人，蔣介石，宋子文，胡適之是也。我笑道，‘還有一個，梅蘭芳’”﹔ 四是“1930年10月13日，下午見客，顧養吾、陳百年、梅蘭芳、馮芝生、王家鬆”。除此之外，還有一篇用英文寫成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這篇文章的出爐，不但見証著胡適與梅蘭芳的交誼，也是對其十年前的“中國戲劇改良論”的某種微妙修正。

梅蘭芳赴美演出前 多次請胡適幫忙

原來，至遲從1929年秋開始，梅蘭芳為了准備赴美演出，曾多次造訪胡適，專程向他討教有關赴美演出事宜。對於如何征服美國觀眾，他心裡沒底，請求胡適為他選戲目，在內容旨趣、藝術風格上為他做指導。據《胡適之晚年談話錄》記載：“當年梅蘭芳要到美國表演之前，他每晚很賣力氣的唱兩出戲，招待我們幾個人去聽 ，給他選戲。那時一連看了好多夜。梅蘭芳卸裝之后，很謙虛，也很可愛。”出國前，梅蘭芳打算新排《太真外傳》並試演，試演的首批觀眾之一，就有胡適。不僅如此，梅蘭芳還曾致信，請求胡適出面，將《太真外傳》的劇中情節用英、日語翻譯出來，以備國外觀眾了解劇情之需。

后來，隨梅蘭芳赴美演出，而特別編印的英文版《梅蘭芳與中國戲劇》中，梅蘭芳所有赴美演出劇目及劇情均有了英文譯本。另一冊英文版《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其內容不再是梅氏的劇照展示與劇情簡介，而是一冊評述梅氏戲劇藝術的英文專集，為首一篇就是胡適所撰《梅蘭芳和中國戲劇》。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盛贊梅蘭芳“是一位受過中國舊劇最徹底訓練的藝術家。在他眾多的劇目中，戲劇研究者發現前三、四個世紀的中國戲劇史由一種非凡的藝術才能給呈現在面前，連那些最嚴厲的、持非正統觀的評論家也對這種藝術才能贊嘆不已而心悅誠服”。更將傳統劇目《思凡》的梅氏演繹，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詩歌藝術相提並論。在包括胡適、齊如山等人的評論文章之后，該專集末尾還附錄了梅蘭芳首次訪美演出美方贊助人名單，其中胡適的老師杜威就赫然在列。這一切都在表明，胡適對梅蘭芳赴美演出不但予以了支持與幫助，而且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與關注。

雖然胡適這篇文章對“中國舊戲”及其相關概念依然還有所提及，但對這些概念的批判力度與厭棄態度已明顯有所收斂，甚至於還帶著某種好感與親切感，將其納入世界戲劇史領域，予以了褒賞性質的比較研究。這一切，恐怕都與梅蘭芳改良舊戲有著微妙的關聯。

梅的成功屬於個人 與中國戲劇不相干

正是在梅蘭芳的戲劇中，胡適發現“當今世界上，哪裡也看不到，今日中國舞台上那樣生動的展現——戲劇藝術緩慢進化過程中所留存下來的那些廢除不了的遺跡”﹔他“看到種種歷史上的遺形物，都以完美的藝術形式給保存並貫徹了下來”。換句話說，經過梅蘭芳改良的京劇，在胡適眼中，已經是中國舊戲的最高峰。雖然中國舊戲的種種束縛仍然存在，但梅蘭芳的改良也屬難能可貴，不但不能苛刻責難，還理應為之贊嘆。

1930年上半年，梅蘭芳在美國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夏威夷等城市共演出70多場，受到各地盛大歡迎和熱情接待 ，獲得了極大成功。1930年7月20日，梅蘭芳赴美巡演順利結束，載譽歸來之際，胡適又在上海親自參加了各界人士盛大的歡迎會，並發表歡迎演說。7月29日的北平《世界日報》，對此次歡迎會的盛況有過詳細報道，文中提道：

……

胡適繼發言，大意梅蘭芳之成功，乃梅氏個人之成功。至於中國戲劇問題，當另行討論。胡博士對於梅氏之成功，更謂系其人格修養有以致之。苟易他人，能否載此美譽而歸，正未可必。末謂：梅蘭芳於返國之前，致函滬友，稱其到處受人歡迎，譽者愈多，心中愈覺慚愧。我有何能，膺此過獎。今后於戲劇之道，必當多加研究，再下工夫雲雲。博士言：即此一端，可見梅氏虛懷若谷，其成功非偶然也。至於梅氏友人之互相幫助，亦皆隻為梅氏個人耳……

由此篇報道可知，梅蘭芳赴美前后、返國前后，胡適都是其座上賓，而且彼此間亦是極其友好，相互贊賞的。二人這種雖無深交，卻互敬友好的交誼，在1930年前后，是不乏相關史料印証的。雖然在此之后，二人並未保持高頻度的交往，但從胡適晚年還在憶述中有所提及來看，胡適與梅蘭芳的交誼，也可謂是君子之交，持續終生了。

文並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