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面世 遲到半世紀的致敬【4】

  書事

　　對文物捐贈大家，應該感恩

　　“要是沒錢從我這兒拿，我有三十多萬元的存款。”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今年93歲，出《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是他的主意。

　　謝辰生趕上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當時他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他還記得，他的老師鄭振鐸當上文物局長后，當年為搶救文物，欠的債還沒還清，但還是沒有任何猶豫地把私家珍藏捐獻給了故宮。“解放初期，大家翻身做主人，私人捐獻文物成為一種風潮。當年那種愛國的激情，影響了我一生。”

　　2009年7月，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商志(t?n)教授的追悼會引發了謝辰生為文物捐贈大家集中出書的想法。

　　商志教授因腦溢血，走得很突然。他出生於北京一個學術世家，祖父為清末探花商衍鎏，父親為中山大學著名教授商承祚，捐獻文物是這個家的傳統。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劉煒參加了追悼會，回到北京后，激動地對謝老說：“他們家三代捐獻，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捐獻文物，捐獻了兩三千件給9家博物館。”在得知商家的捐獻事跡沒有經過系統、全面的梳理和報道之后，兩個人的心情頓時變得沉重了。謝辰生突然意識到，那份對文物捐贈大家的致敬禮不能再等了。

　　謝辰生於是提議，以國家文物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捐獻文物檔案為線索，組織文物專家學者對全國各地博物館藏品中的捐獻文物進行調查摸底和研究，遴選出具有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的文物精品，並以一級品、二級品為主，編輯出版一套私人捐獻文物精品全集。

　　2010年，中國文物學會啟動了調查。就像事先預料的一樣，摸底調查並不順利，捐獻者大多已故去，而他們的子女有的也故去或年歲很大。

　　很多故事甚至永遠在世間銷聲匿跡了。劉煒舉例，1984年，根據香港收藏家葉義的遺囑，成品於明清兩代的81件珍貴犀角雕刻器，由葉義的弟弟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而葉義始終掩其忙碌的身影於大眾媒體之外，低調得令人吃驚。“葉義終身未婚，我們在編書過程中，聯系他弟弟，可他弟弟已經去世。他弟弟的子女對這些事一無所知。香港藝術館一位老館長和葉義交情很深，但我們接到的又是不幸消息：老館長也去世了。”

　　推出《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即便是一份遲到的致敬禮、一份遲到的紀念，在業內人士看來也是功德無量的壯舉。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周祥說：“今天的人講的是拜金主義，但私人捐獻大家講的是家國情懷，在今天我們要張揚這種精神。”在他看來，正是因為有數量眾多的私人捐贈，才給了像他這樣的研究人員一個飯碗，“否則的話，博物館沒有東西，我們還搞什麼研究？他們等於種了一棵樹，我們在樹下乘涼，我們要有感恩的心態。”

　　但現實是，國內一些博物館做得還很不夠。即便是此次文物摸底調查，一些博物館嫌麻煩，遲遲不願意出示捐贈文物清單。而且，博物館對家屬缺乏足夠的尊重，也是家屬們提及的問題。孫洪琦說，他父親的捐獻，有幾件早年間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首腦，“我們曾經要求有關部門提供清單，但這份清單遲遲未等來。”

　　動態

　　《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

　　首次出版

　　中國文物學會開展的私人捐贈文物調查表明，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各界人士捐獻了數以十萬計的各類文物。單是故宮博物院累計接收捐獻文物就有近兩萬件，其中一級文物三百余件，捐獻者達六百余人次。據統計，五十余家博物館受捐文物已佔全部藏品10%以上。

　　《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正是將從未披露過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界名人雅士捐獻的文物精品集中起來，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介紹給讀者，並系統論述這些文物的價值、意義，以及捐獻者的事跡、功績等。這在國內尚屬首次。

　　據中國文物學會對外聯絡工作委員會副會長段國強介紹，叢書共60卷，按照捐獻文物的來源大致分為三類，分別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收藏世家（包括名門世家）以及文物界專家。2015年預計推出15卷，分別是《張伯駒、潘素卷》（上中下）、《徐悲鴻、廖靜文卷》（上中下）、《章乃器卷》、《孫瀛洲卷》（上下）、《馬衡卷》（上下）、《葉義卷》、《鄭振鐸卷》（上下）、《孫照子女卷》。本月底面世的是《張伯駒、潘素卷》。

　　北宋大觀通寶（特大錢）

　　（羅伯昭捐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