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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論世·我的閱讀半徑①)

於殿利談“我的閱讀半徑”:讀書的法與得法

於殿利

2015年06月23日08:0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閱讀,是最為平等與開放的人類精神文化活動:出入紙本,穿梭於不同的時空與文明,超越了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讓后來者的創造成為可能。人類文明的這一賡續、傳播與分享,正是有賴於印刷與出版的出現。進入現代出版時代,出版人與寫作者的閱讀半徑,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並決定著我們每個人的閱讀版圖。

  自今日起,我們選登“讀書論世·我的閱讀半徑”系列文章,邀請活躍在當代圖書出版領域的出版人、學者、作家,分享其某段時間的閱讀體會與思考。不同指向的閱讀半徑,彼此接續、交錯或平行,或將編織出一個多維的、富有啟發的閱讀空間。

  ——編 者 

  

  閱讀或讀書在小時候是一種樂趣,如今這種樂趣變成了職業。有人說,興趣與職業結合在一起是人生的一樁幸事,我也這麼想。作為編輯,要讀很多原稿和校樣﹔作為出版社負責人,即把圖書當作自己生產的產品的人,一方面要讀大量的書以提高自己的市場判斷和選擇能力,另一方面要不停地審讀樣書,以把控質量關﹔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要讀更多的“專業書”﹔作為企業管理者,還要讀一點經營管理方面的書。反正,這輩子注定是離不開書了。

  2014年底到2015年初,我讀了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海德格爾的《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和《荷爾德林詩的闡釋》、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笛卡爾的《談談方法》、費希特的《論學者的使命 論人的使命》,正在讀的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這些書都是隨性從書架上取下來讀的——隻有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是特意找來重讀的,那本書還是二十幾年前讀研究生時買的——不經意間卻發現了它們之間存在著很深的內在聯系,讀完之后更有茅塞頓開之感。

  首先,這幾本書都屬於文史哲一個大類。上大學時,幾乎所有老師都強調文史哲是一家,文史哲不能分開,當時似懂非懂,讀完這幾本書之后,似乎才真正明白了一點兒。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是1769年普魯士皇家科學院關於語言起源問題面向全歐洲的征文,最后赫爾德的論文名列榜首,並成為唯一一篇指定出版的論文。這篇論文不僅結束了直到17、18世紀仍佔主導地位的語言神授說,更從自然到社會、從動物界到人、從歷史到現實等多方面論証了人類的語言來自理性思維的需要,而不是來自口和舌等發音器官,而語言的發明又反過來促進了人類理性即思維活動或思想的發展。赫爾德論文視角之獨到、邏輯之縝密、內容之豐富,作為征文,令人嘆為觀止。

  最重要的是,它讓我們一下子看到了語言文字與哲學的同源。在哲學家看來,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代表物質的存在,代表人的存在。荷爾德林既是詩人,也是哲學家,他的名句“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通過海德格爾的闡釋更加得到了升華,擴大了其影響力。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乃是人的所有物”“唯有語言處,才有世界”“語言足以擔保——也就是說,語言保証了人——作為歷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語言“是那種擁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所以,語言是人之存在的明証。難怪那麼多哲學家都對語言研究感興趣,甚至還有專門的語言哲學分支。

  歷史是從有文字記載的時代開始的,文字發明之前的時期稱為史前,有了文字才有人類的歷史,所以“文史不分家”是絕對的,尤其是在早期文明階段,所有文字記錄包括所謂的文學作品都是歷史。歷史學就是人學,就是研究人作為社會存在的發展和演進。康德說,哲學隻回答三個問題,即人是誰?人從哪裡來?人到哪裡去?所以,歷史和哲學研究的是同一件事兒,即人的事兒。然而,不是所有人的所有事兒,都能進入歷史的視域,或都能稱其為歷史。在歷史學家看來,隻有少數有意義的事件和人物才構成歷史,探索意義就是判斷價值,判斷價值就要分析成因、追尋后果,所有這一切都是哲學研究的范疇。大量無意義的事件則隻能成為默默無聞的過去。

  包括黑格爾和費希特在內的西方古典哲學家把人類的知識大體上分為三種:一種是哲學,一種是歷史,一種是歷史哲學。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思維無內容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哲學作為理性和思維不是空穴來風,它必須以內容或經驗為重要基礎,經驗就是人類的經歷,就是歷史,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哲學是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之上的﹔脫離了意義和價值判斷,歷史就不成其為歷史,人類也不會從瑣碎的過去學習到什麼,所以可以說,哲學讓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

  其次,這幾本書都探討起源、本源或與起源和本源相關的問題。無論是語言問題、哲學問題還是歷史問題,一旦追本溯源,就發現它們擁有共同的根,這個共同的根不僅把它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為這種聯系奠定了確鑿的、令人信服的依據。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凡吾人所有之知識,非先確定其由來,決不使用,所有之原理,非先知其起源,決不信賴,此固極自然者也。”

  第三,這幾本書都是涉及方法論的。近兩年來,我不斷強化自己的一個學術觀點,即現時代的創新,尤其是學術創新關鍵在於方法。面對同樣的內容、同一個事實和同一種資料,如何產生新的觀點和新的成果,關鍵在於方法,隻有新方法才能有新創見。海德格爾的《在通向語言的途中》有這樣的話:“最有價值的洞見最遲被發現:而最有價值的洞見乃是方法。”他還說,“科學識得獲得知識的道路,並冠之以方法的稱號”,並引用尼採的話說:“我們19世紀的標志並不是科學的勝利,而是科學的方法對於科學的勝利。”最早利用科學方法的是近代歐洲哲學的鼻祖——英國的培根和法國的笛卡爾,他們都是科學家和哲學家,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笛卡爾在《談談方法》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他們以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研究系統地批判了經院哲學的先驗主義、信仰主義和形式主義。笛卡爾更是系統論述了他所採用的方法和原則,在他看來,“單有聰明才智是不夠的,主要在於正確地運用才智”,所有學科包括詩學、數學、哲學、神學、法學和醫學等,都只是一種有局限的方法,都不可全信。

  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作為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就更是從哲學視野提供一種認識歷史的新方法的代表作。他所提出的世界歷史發展的“軸心期”理論,受到史學界的高度重視,造就了許多史學研究的新成果。

  在2015年接下來的多數時間裡,我仍然會以學術閱讀為主,隻不過由於正在進行的課題研究的需要,可能更側重圖書、出版和文化方面,准備重讀和重點讀的書包括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的《閱讀史》、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保羅·P·埃力克《人類的天性:基因、文化與人類前景》、弗雷德裡克·G·凱尼恩的《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貢布裡希的《藝術的故事》和翁貝托·艾柯的《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等。

  讀書和做學問講究方法。其實,做什麼事都必須得法,不得法難有所成。

  (作者為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 人民日報 》( 2015年06月23日 24 版)

(責編:陳苑、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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