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翻譯《飛鳥集》遭吐槽 莫借"翻譯"行"篡改"

　　馮唐翻譯的《飛鳥集》。

　　不久前，作家馮唐翻譯的《飛鳥集》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人直斥其是對經典的褻瀆，也有讀者調侃這是文學翻譯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襲擊”。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在馮唐譯版的詩集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側目﹔而諸如“我會給你新生噠”這類網絡語言更不鮮見。

　　且不說隋唐時的佛經譯介，自嚴復在《天演論》的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這三個字遂成為譯事楷模，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信”指譯文要准確，不歪曲、不隨意增減原文的意思﹔“達”指譯文要通順明白，符合所譯語言的語法及表達習慣，而不拘泥於原文字詞﹔“雅”則指譯文要有韻味，盡量傳達出原作的風格意趣。三者或不可兼備，但至少應做到與原文對觀，“其義無不達”。

　　此后，雖有“直譯”“意譯”之爭至今未絕，但即便允許對原文做適當增刪調整的“意譯”之主張，亦不能扭曲原意，並十分強調對原作意境的傳達。典型的例子如郭沫若的“風韻譯”理論——“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

　　由是觀之，馮唐所譯的《飛鳥集》，實是“乃不知有信，無論達雅”了。將“面具（mask）”譯為“褲襠”、“好客（hospitable）”譯為“騷”，皆違背了原文的本意﹔隨意的粗口和網絡詞匯，更是將泰戈爾營造的意境徹底毀棄。《飛鳥集》的近十個中文譯本裡，公認以鄭振鐸譯本為最佳，讀者在批評馮譯本的時候，也往往引用鄭譯本作為對比——“世界對著它的愛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恆的接吻”“大地借助於綠草，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但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細細品讀馮譯本，也有人找出不少優於鄭譯本之處。然而翻譯畢竟有著嚴格的規則，肆意地將自身的風格凌駕於原作的氣韻之上，甚至不惜為此篡改原詞，才最終導致了輿論的一致差評。

　　有人說，翻譯家的工作是一種再創作，有一定的自由度，此言不虛﹔但這種再創作與作家的創作並不相同，作家的創作可以“從心所欲”，翻譯家的再創造卻要做到“不逾矩”。翻譯，其實是戴著鐐銬的舞蹈，“一名之立，旬月躑躅”，這副鐐銬是束縛，也是成全﹔是對作者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責任。

　　翻譯的作用是溝通，“譯者”二字，就等於和讀者簽訂了一個契約，承諾盡力將讀者送至原作的境界。倘若譯者自我膨脹，甚至隨意改變路線，一心隻圖向讀者展示自己的境界，那已經違反了翻譯的職業准則了。

　　回到《飛鳥集》，道理同樣如此。馮唐有展現自己風格的自由，也不排除有人就喜歡這種風格。但是，卸下了鐐銬、隨心所欲的翻譯，終究已不能稱之為翻譯。有關部門與出版行業應當負起責任，制定出有效的行業規范，進一步明確“翻譯”一詞的內涵。當譯者自由發揮過度、逾越了規范的制約時，則必須在封面上注明“編譯”或“譯寫”之類，以示區別。而對於已有數種經典譯本在前的名作的再度翻譯出版，則更應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