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鑫培的上海舞台及其“京劇地理學”

　　清代畫家吳友如　《申江勝景圖說》　中的“中國戲園”

　　譚鑫培最后一次上海演出所在地新舞台

　　1919年,梁啟超在湖廣會館為父做壽，請譚鑫培唱堂會，譚鑫培唱了　《一捧雪》。梁啟超為表感謝，在譚鑫培的劇照上題詩:“四海一人譚鑫培，聲名廿紀轟如雷。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響吹埃塵。菰雨蘆風晚來急，五湖深處一煙笠。何限人間買絲人，枉向場中費歌泣。”

　　④　譚鑫培便裝照　(本版照片選自資料)

　　圖為清代沈容圃繪制的　《同光十三絕》　畫像。梅蘭芳先生當時以重金自北平　《三六九畫報》　負責人朱復昌手中購下此畫，捐給了國家，現藏中國藝術博物館。

　　圖中人物從左至右依次為:郝蘭田、張勝奎、梅巧鈴、劉趕三、余紫雲、程長庚、徐小春、時小福、楊鳴玉、盧勝奎、朱蓮芬、譚鑫培、楊月樓。

　　劉世軍

　　程長庚被京劇界尊為“聖”。譚鑫培既為“長庚之后一人而已”，故被尊為“亞聖”，且曾有兩個重要頭銜表征其顯貴之社會地位，一個是“內廷供奉”，一個是“伶界大王”，前者受之於“朝廷”，后者得之於上海。“內廷供奉”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徒留名銜，“伶界大王”卻成為了一頂永久的桂冠。譚鑫培曾孫、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譚元壽先生曾如此說道:“譚派藝術的發展與上海密不可分，我們譚家和這個‘戲曲大碼頭，有著不解之緣”，實為肺腑之言!

　　六次滬上行，奠定“伶界大王”美譽

　　譚鑫培生前曾六次來滬演出，這一點沒有太多異議。周劍雲的　《譚鑫培南來滬上演出之回溯》　(見　《譚鑫培藝術評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較為詳細記述了譚鑫培六次來滬演出概況，“小叫天初次來滬在清光緒五年己卯，系受盛軍小班翟善之所開全桂茶園之聘，偕青衣孫彩珠南下，時叫天三十三歲　(近人指叫天第一次南來，隸李金鰲所開之金桂，大誤)　……第二次來滬，為光緒十年　(1884)　甲申八月……第三次來滬時為光緒二十七年　(1901)　辛丑六月……第四次來滬，時在清宣統二年(1910)　己酉……第五次來滬，時民國元年　(1912)　壬子……第六次來滬，時民國四年　(1915)　乙卯夏末秋初。”《立言畫刊》　(1938－1939第七期)　所登小織帘館主的　《譚叫天之一生》　以及　《清代伶官傳》　中關於譚金培　(譚鑫培)　六次來滬記述，時間完全一致，內容大致相同。以上記載雖嫌簡單，但影響甚大，京劇研究者普遍將此作為權威可靠資料引用。筆者在查閱　《申報》　有關譚鑫培來滬演出的記載時發現，上述譚鑫培第一次(1879)、第四次　(1910)　來滬的有關記述頗多錯訛。

　　據宋學琦先生整理的　《譚鑫培藝術年表》　(見　《譚鑫培藝術評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記載，1879年(光緒五年，己卯)，“上半年，譚鑫培在鄉間科班執教，下半年回京，仍搭三慶班。9月4日、5日　(農歷七月十八、十九)　兩日，三慶班應石宅堂會，譚鑫培演出　《伐東吳》、《一門忠烈》、《定軍山》、《狀元譜》、《御碑亭》等。是年，譚鑫培初次赴上海演出。應上海金桂園之邀，同去的有孫彩珠等。

　　譚鑫培演出五十余日，所演各劇，文武昆亂俱全。……但是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譚鑫培在滬受到了孫小六　(孫春恆)　的指點幫助，對他在藝術上的啟發很大”。周傳家所著　《譚鑫培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也採用了同樣觀點。還有著名專家提出“譚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光緒五年即1879年，隨行旦角叫孫彩珠，先在全桂茶園，后在大觀茶園，歷時半年，所演戲60余出……”的說法。

　　第一次來滬演出，文武昆亂俱全

　　譚鑫培第一次來滬演出，《申報》有詳細記載。《申報》1879年1月16日　(戊寅12月24日)　第六頁所登“金桂茶園戲目”廣告中預告，“新正初二日開演，特請新到京部譚鑫培、孫彩珠等”。《申報》1879年1月27日　(己卯正月初六)　第六頁金桂茶園戲目廣告顯示，譚鑫培新正月初六日戲演　《群英會》，夜戲　《探庄》，初七、初八又分別演出　《賣馬》、《鎮潭州》、《狀元譜》、《羅四虎》。從1879年1月　30日　(正月初九)　開始，譚鑫培以小叫天藝名在金桂茶園挂牌，1月30日日戲　《雙沙河》，夜戲　《一捧雪》，在金桂茶園一直演至1879年10月27日　(己卯九月十三)　以　《定軍山》　謝幕。從1879年11月17日開始，又轉到大觀茶園仍以小叫天挂牌演出，一直到1880年5月18日　(光緒六年庚辰四月初十)　結束，最后演的是　《狀元譜》。初步統計，從1879年1月27日到1880年5月18日，譚鑫培此次在滬演出時間長達1年4個月，演出劇目70多出，曾多次演出　《洪羊洞》、《秦瓊賣馬》、《烏盆記》、《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戰太平》、《二進宮》、《捉放曹》、《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瓊林宴》、《桑園寄子》、《桑園會》　等經典劇目。

　　以上查考顯示，譚鑫培第一次來滬“演出五十余日”、“歷時半年”，以及“上半年，譚鑫培在鄉間科班執教，下半年回京”等說法均缺乏一手材料的支撐，應為錯訛之傳。《申報》　記載，1879年9月4日、5日　(農歷七月十八、十九)，譚鑫培在上海金桂茶園分別演出了　《六部大審》、《烏盆記》、《鳳鳴關》，故“譚鑫培藝術年表”所記載“9月4日、5日　(農歷七月十八、十九)　兩日，三慶班應石宅堂會，譚鑫培演出　《伐東吳》、《一門忠烈》、《定軍山》、《狀元譜》、《御碑亭》　等”亦不可能。京劇研究專家們還認為，譚鑫培第一次在滬上演出，基本上是不太成功的，所謂盡管“文武昆亂俱全”，“但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也大可推敲。常識告訴我們，對於初次闖蕩上海灘進行“首秀”演出的譚鑫培而言，如果真的是既“不叫座”又“不叫好”，他的“上海首秀季”不可能長達1年4個月。更進一步說，如果確實是“知音者稀”，那麼也不會在他離滬返京時出現“伶界中送行者有三百余人”(見周劍雲的　《譚鑫培南來滬上演出之回溯》)　之盛況，即使今天那些世界級演藝大腕，恐怕也少有這份殊榮。

　　至於京劇研究者們所絮說的譚鑫培此次來滬，因與孫小六　(孫春恆)同台，在唱腔上得到其點撥，老生戲大大開竅，回京后得到大老板　(程長庚)　的認可贊許雲雲，筆者更願將此看作是一段梨園戲說。劉菊嬋先生《譚鑫培全集》　(上海戲報社，1940年　10月)　中　《譚鑫培之略歷》　曾有如下記述:“光緒五年，首次赴滬，搭某茶園，改唱老生，維時該園有孫小六兒者　(即孫春恆)，方以倒倉失去叫座能力……日夜在寓就其嗓音，研究新腔新調以求其適合……出台時得心應手，顧曲家頗覺耳音一換，向之厭棄之者，反從而贊美，鑫培與之同台，聞其音訝其出己上，就進而作有道之究正，於是盡得其指授，熟悉於心。光緒七年回京后，仍搭三慶班，雖有所得，然有長庚在前，未敢自炫，仍以武生資格，唱前三出戲，長庚見其回不猶人，遂收為徒，盡以衣缽傳之……”盡管　《中國京劇百科全書》　認為，該專著系研究譚鑫培之權威著作，但仔細分析，以上一段記述，亦存在明顯硬傷。因為譚鑫培此次演出先后是在金桂茶園和大觀茶園，而同期孫春恆先后在丹桂茶園和天仙茶園演出，二人從未同台;二是譚鑫培回京時間應為光緒六年　(1880年) 4月　以后，程長庚已經去世(1880年1月24日去世)，不可能再當面對譚鑫培在滬的“藝術進步”有什麼評論了。如果是“光緒七年春”才回京的話，那譚鑫培就更不可能見到大老板　(程長庚)　了，所謂長庚“遂收為徒，盡以衣缽傳之”當然屬子虛烏有之說。翻閱當年　(1879年)《申報》　所刊各戲園廣告，我們不難發現，金桂茶園挂牌的譚鑫培　(小叫天)　和大觀茶園挂牌的孫菊仙在眾多藝員名錄中，佔格最大、一目了然。孫菊仙離開大觀茶園后，譚鑫培又在大觀茶園挂牌演出4個多月。隨后在北京舞台上“互唱大軸”的這兩位老生“雙雄”，想必在1879年的上海舞台上演的“奇雙會”，一定精彩絕倫。上海這個戲曲大碼頭為譚鑫培的藝術人生提供了新的可能，其藝術青春之花朵也正是在這裡實現了第一次真正的綻放。

　　第四次來滬，拿手好戲如日中天

　　關於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的時間，宋學琦先生所編　《譚鑫培藝術年表》　的記載是:“1910年　(宣統二年，庚戌)　……12月26日，譚鑫培第四次赴滬演出，首日出台。唱　《空城計》。12月27日，譚鑫培在上海丹桂演出　《烏盆記》。以后相繼演出　《天堂州》　《黑水國》　……等戲。挨次而下。然賣座不佳，惟兩次　《瓊林宴》，因傳其踢鞋一躍能落在頭上，故賣滿座。譚鑫培在滬期間，於百代公司灌《賣馬》、《洪羊洞》　等唱片。操琴者為梅雨田，鼓師為李五。11月20日，譚鑫培趁津浦車北返。”(見戴淑娟等編　《譚鑫培藝術評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這段記載顯示，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時間為12月26日，離滬北返時間為11月20日，顯然是錯誤的。周傳家先生的　《譚鑫培傳》所附的宋學琦所編　《譚鑫培藝術年表》，對譚鑫培第四次赴滬演出修正為“10月26日，第四次赴滬演出，首日出台，唱　《空城計》　……10月27日，在上海丹桂演出　《烏盆記》　……11月20日，乘津浦車北返”。這樣修正后，在時間邏輯上似乎不存在問題了。其實，以上關於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的記載年份有錯，而后面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則不加深究、以訛傳訛。唯獨羅亮生著、李名正整理的　《譚鑫培六到上海》　(見　《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一期，1986年3月30日)　一文中記述為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是在宣統元年　(1909年)　的秋天，時老譚年六十三歲”，但引用者寥寥。

　　《申報》　相關記錄顯示，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時間應為1909年(宣統元年，己酉)，而不是1910年(宣統二年，庚戌)。1909年11月12日　(宣統元年己酉九月三十日)　《申報》　第一張第七班刊登新舞台“內廷供奉譚小叫天”來滬演出的大幅廣告如此寫道:“小叫天名滿天下，為中國伶界最著名之人，此次來滬到本舞台串演數日，九月二十四日在京起行，到津小作句留，即日南下，特此預白”。此條廣告持續刊登至11月20日。1909年11月21日　(己酉十月九日)　《申報》　第一張第七版新舞台廣告稱，“內廷供奉譚小叫天，現已到滬，擇吉登台”。此條廣告持續刊登至12月7日　(己酉十月二十五日　)。1909年12月8日　(己酉十月二十六日)　《申報》　第一張第七版刊登商辦新舞台廣告，“著名藝員、內廷供奉譚小叫天登台，十月念六夜特煩全本　《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從12月9日　(己酉十月二十七日)開始，挨次在新舞台演出全本　《烏盆記》、全本　《秦瓊賣馬》、全本　《桑園寄子》、全本　《群英會》、全本《天雷報》　《狀元譜》、全本　《八大錘》、《討魚稅帶殺家》、《黃金台帶盤關》、全本　《打棍出箱》、《取定軍山》、《陽平關》、《戰對山》、全本　《翠屏山》、《朱砂痣》、《搜孤救孤》、全本　《洪羊洞》、全本《李陵碑》、全本　《打棍出箱》、全本《取帥印》。以上足以表明，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不是1910年，而應是1909年，演出劇場不是在“丹桂”，而是商辦“新舞台”。“趁津浦車北返”也不一定靠譜，因為1909年津浦鐵路可能還沒有貫通。1910年4月20日　《申報》　第一張第八版刊登“百代公司即是博德洋行，譚鑫培即小叫天唱片到申”的廣告。根據當年百代唱片要送回法國制作再到上海銷售的實際情況，筆者更願意相信譚鑫培是1909年第四次來滬演出期間，即“在滬期間，於百代公司灌　《賣馬》、《洪羊洞》　等唱片”，而不是有關研究所說的1909年下半年，百代公司把錄音設備弄到北京，第一次給譚鑫培灌制　《賣馬》、《洪羊洞》　等唱片。

　　正如　《申報》　廣告宣傳的那樣，內廷供奉譚鑫培第四次來滬演出時，已是如日中天的中國最優等藝員，20天所演劇目，均為譚氏最拿手之好戲，此次滬上之行，當然不應是一次所謂的平淡之旅。否則，滬上戲迷也不可能在譚鑫培1912年第五次來滬時，將“伶界大王”桂冠加冕於他。1912年11月14日　《申報》　第十版，曾言談戲一文記錄，作者與譚鑫培在來滬的船上暢談，至夜間譚鑫培精神愈旺，在談了大老板(程長庚)　的好處、楊月樓、孫菊仙之短處后對金秀山說:“爾我唱戲在十余年前已膾炙人口矣”。其藝術之自信可見一斑。朱書坤所編　《譚鑫培———“十三絕”傳略之二》　(見戴淑娟等編　《譚鑫培藝術評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對譚的藝術有如此評論:“喻之於詩，必集唐宋各家法度而熟之，譬之於字，必取漢晉前賢碑帖而讀之，簡練揣摩，使得大就，程王諸伶，韓杜詩篇，鐘王名跡也”。

　　上海火了全國火

　　伶界有大王，自譚鑫培始，也至譚鑫培止。“要在北京火，先去上海火，上海火了全國火”，這是中國京劇輝煌時代，游走在京滬兩地的伶人藝員演繹的舞台“雙城記”。如果把這種奇特的現象稱之為一種“京劇地理學”，譚鑫培的“六次滬上行”當然可謂是開篇和奠基。這位堪稱京劇藝術活化石的真正王者，其開創的譚派藝術，具有對抗時間的力量，其在京劇舞台上留下的具有古典主義氣質的藝術容貌，至今依然閃耀光芒。

　　梅蘭芳先生在　《舞台生涯四十年》中曾這樣說道:“在我的心目中譚鑫培、楊小樓的藝術境界，我自己沒有適當的話來說，我借用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裡面的話，我覺得更恰到些。他說:‘顧愷之之跡，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在筆先，畫盡意在。，譚、楊二位的戲確實到了這個份，我認為譚、楊的表演顯示著中國戲曲表演體系，譚鑫培、楊小樓的名字就代表著中國戲曲。”這段看似平實無華的文字，確是對譚鑫培藝術成就的最高評價。譚鑫培不隻屬於他的時代，而且屬於整個京劇。我們從他的聲腔和舞台形象中享受到的藝術愉悅是永久的，我們對他的研究應該持有更加嚴肅認真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