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紅色經典"蘊含的文化基因深植我們血液中

【對話人】

張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程光煒

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劉玉凱

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雲雷

《文藝報》 理論部主任、評論家

殷實

《解放軍文藝》 副編審、評論家

張江: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80年間，一大批以長征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形成了綿延不絕的“長征敘事”。其中，諸如毛澤東的 《七律·長征》、電影和話劇 《萬水千山》、交響樂 《長征》、史詩巨著 《長征組歌》等已經成為“紅色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看來，“紅色經典”沒有隨時代變遷而消逝，相反，它所蘊含的文化基因已經深植我們的血液之中。

“紅色經典”是多種文化元素的融合

程光煒:“紅色經典”有其特定的含義，一般是指誕生於20世紀40年代抗日根據地，綿延至今而不衰的，描寫革命歷史題材和革命戰爭與斗爭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這種作品的寫作，具有其原創性，這種原創性很大程度上是多種文化元素鑄造融合的結果。

“紅色經典”作品最醒目的傳播功能來自於社會動員模式，既然要讓廣大的人民群眾通俗易懂和喜聞樂見，它就要最大程度地從民間文藝中汲取藝術想象力。例如歌劇 《白毛女》 的題材，取自河北某地一個真實的民間故事，創作人員深入該地民眾中，採納口頭傳說，以民間文學有仇必報的敘述方式，包括河北梆子等地方音樂形式，最后成功創作了這部著名的現代民族歌劇。眾所周知，《黃河大合唱》 的創作，包含了抗戰時期流行詩歌、音樂的民族風格和西方交響樂等多種元素。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它們起到了動員民眾參與新的歷史建構的非凡作用。即使在和平時期，它們的民族凝聚力和同構能力也是其他文藝形式無可比擬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長篇小說《紅旗譜》 《林海雪原》 和 《青春之歌》 等作品，同樣汲取了古代文學資源、民間文藝資源和五四新文學資源等多種文化元素，比如 《三國演義》 《水滸》 中的英雄傳奇因素，五四新文學中的新女性形象等，這使這一時期的“紅色經典”比純文學更容易在普通讀者中傳播並產生很大影響。

因此在我看來，在“紅色經典”為多種文化元素融合的過程中，之所以民間文藝資源和西方文藝資源這兩大文化元素佔有更大比重，這是由其現實功能決定的。一是誕生於戰爭時期的“紅色經典”，需要借助文藝進行社會動員，這就需要充分調動古代文學、民間文藝等傳統元素，實現革命現實主義內容與藝術形式相結合﹔二是創作者大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們的藝術修養源自西方文藝和五四新文學等文化元素，由他們創作的文藝作品，自然很大程度受到了這種元素的影響。而他們既然是走進戰爭的知識分子，就不會再創作過去那種象牙塔裡的純文藝作品，而要擔當起民族解放的重任，自覺獻身於這一神聖的事業。這樣，將西方文藝、五四新文學與民間文學相結合，同時汲取其他文化元素來服從這一長遠的目標，就變為一種藝術的自覺了。

由此看來，“紅色經典”是多種文化元素的融合，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而是歷史形成的產物，或說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近年來，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者普遍注重文藝形式的內部研究，不再提上述歷史背景在它們生成中的特殊作用，有一頭輕一頭重的傾向，也並非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所以，做一點追本溯源的回顧，也許還有必要。

“紅色經典”的根本性質

張江:近些年來，質疑“紅色經典”藝術水准的聲音總是時不時涌入耳畔。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首先，“紅色經典”是對一大批文藝作品的集中命名，這批作品含括了文學、電影、音樂、戲劇等諸多形式，產生於不同年代、不同藝術家手中，藝術水准難免參差不齊。這其中既有歌劇 《白毛女》 這樣藝術水准很高的作品，也有藝術水准相對較低的作品。這一點毋庸諱言。我要強調的是，單純用藝術標准，甚至是今天的藝術標准來衡量“紅色經典”是不科學的，它之所以被認定為“經典”，當然包含了藝術維度的考量，但又遠不止於此。

劉玉凱: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紅色經典”的概念也許並不太清晰，但是范圍卻是人人皆知的。

在理論家的眼中，歷史總是不完備的，革命的激情卻令人難以忘懷。艾默生說過：“英雄主義有一種不可理喻的東西，有一種並不神聖的東西，它似乎並不知道別的靈魂跟它氣質相同，它驕傲。它的個性極強。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把它奉若神明。在偉大的行動中，有一些不允許我們尋根究底的東西。”

中國當代新時期文學，真正地開始了中國文學的黃金時期。從創作的題材到方法，實現了多樣統一。我們不應該要求文學創作在一個尺度下進行工作，同樣也不應該要求文學批評隻按著一個僵化的標尺進行批評。贊美優秀的文學創作，也能夠理解泥沙俱下時出現的怪胎。當然更應該用一種文學史家的寬容去看待已經走過百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提出“紅色經典”的概念，是史學家的科學構想，是一種明智和科學的包容。出生在美國的英國最有影響的20世紀詩人和批評家艾略特，在講到新作品與傳統的關系時闡述了一個動態觀點：“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作出來時，一切早於它的藝術品都同時受到了某種影響。”現存的不朽作品所形成完美的體系，會因為新的藝術品的加入而發生修改，以使整個體系達到新舊平衡。我們研究“紅色經典”的目的應該也是試圖尋找文學史的新架構，所謂中國特色也就在於此。

魯迅對於殷夫的詩有一個很智慧的評價。他不說這位年輕人的詩寫得多好。但是他說：“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而這個別一世界，把我們帶到了當今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的強國。

革命文化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構成

張江:劉玉凱教授提到了魯迅先生對殷夫詩歌的評價，在我看來，魯迅對殷夫詩歌的評價不僅智慧，而且精當。的確，簡單地從文學性、藝術性，或者說從手法、技巧這些角度來衡量“紅色經典”，進而否定“紅色經典”是粗暴的，甚至是愚蠢的。“紅色經典”既是一種藝術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把它置於革命文化這一更開闊的維度內考量，也許會更具啟發意義。

李雲雷: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需要有一種長時段的歷史眼光，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意義，現在我們的認識尚不夠充分。從文化方面來說，革命文化不僅為中國革命的發生提供了理論基礎，而且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革命文化與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誕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文化。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中國革命文化的獨特性。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傳統中國形成了以儒家為主流的文化政治傳統，佛教的傳入也未改變這一格局，而是被新儒家構造的理學所吸納，佛教自身也中國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晚清，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其內部格局也發生了調整與變化，儒家獨尊的地位受到挑戰，佛學、墨學等文化傳統重新復興。五四以后誕生的“新

文化”，是中國革命文化的先聲，如果說傳統中國文化的主流重視秩序、等級、禮義，是一種“認命”的文化，那麼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中國文化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從“認命”到“革命”的轉變，既是中華民族自救的需要，也顯示了中國文化內在的生命力與創造性。

在世界革命文化的傳統中，都重視工人階級的先鋒性與革命實踐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不僅將革命的依靠力量從“工人階級”擴展為更為廣泛的“人民”，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並實踐了“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論”等新的政治理論。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在紅色文化風起雲涌的20世紀20年代，歐洲、美國、日本等都出現了左翼文學，中國的左翼文學也是在前蘇聯、日本的影響下才產生的，但在上世紀40年代之后，歐美、日本的左翼文學都已煙消雲散，中國的左翼文學卻走入了“解放區”，開始了革命文學的新階段。也正是在這樣的新階段，在新的環境中，中國革命文學才有可能在理論上提出一系列全新的命題：作家與人民的關系，生活與創作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民族形式與大眾化問題等等。雖然在歷史的具體實踐中不無偏差與教訓，但即使在今天的世界視野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對於西方左翼的精英化與學院化，中國革命文學與人民相結合的經驗，對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等問題的探索，無疑是更加值得重視與總結的。

革命文化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構成，中國的革命文化既包括在革命過程中誕生的經典作品，也包括在革命中凝聚成的價值觀——集體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這是20世紀中國革命為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在21世紀創造新的中國文化的重要根基。

文化自信與紅色基因

張江:事實上，“紅色經典”在當下有市場，被歡迎，從接受學的意義上講，與其說這是一種藝術鑒賞行為，毋寧說這是一種文化基因的尋找和對接。中華民族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所積澱的紅色文化基因，需要在當下的文化形態中被印証、被辨識，從而實現文化的對接。“紅色經典”無疑具有這種辨識功能和對接功能。

殷實:中國的近代革命勃興於辛亥，但真正使我們這個國家實現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

但無論是中國革命的意涵，還是“紅色基因”這樣的象喻，在今天的理解都已經被嚴重狹義化了。人們要麼過分拘泥於對史實、事件的糾纏，要麼徹底陷入以成敗論英雄的歷史理解套路。人們對中國革命在歷史實踐中的巨大活力，對於其繼續補益於民族現代化進程的資源性價值，在認知方面出現了某些偏離。而這種對“基因”的懷疑和動搖，則會造成當代中國社會精神文化力量的渙散、社會進步理想的匱乏，並最終導致整體意義上民族主體意識的消亡或者說集體性“自我”的喪失。這樣，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到哪裡去？ 就再次成為一個在今天必須回答的問題了。很顯然，重構當代中華民族的精神自我，煥發中華民族的精神自信，絕非講革命故事、復述“紅色”人物生平那麼簡單，“基因”識別、“基因”強化，乃至在現代語境下思考“基因”重組問題，才是重中之重。

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文化中很多寶貴的積澱：那些聖明的人學，那些道法自然的宇宙觀、生命觀，那些活潑而又悲涼的詩意，對來自域外的唯理主義、唯科學主義———如今可能是唯資本、唯市場主義，正可以構成微妙的反撥與糾正。我們古老的傳統，或可經由一種現代的啟蒙改造而轉化出生機，在新的歷史時空繼續綻放異彩，甚至為今日的人類文明給出新路。

另外一方面，對文化“自我”的辨識，或者說重拾文化自信，又必須與具體的歷史實踐活動相結合，也就是要在現代語境中確立我們的文化信念、振奮我們的文化精神。我國的百年現代化進程，事實上也可以被理解為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是中國革命這一決定性的“基因”。中國革命的壯烈實踐可以說史無前例。這場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政權易幟和制度變遷，還有意義深遠的對文化與文明意涵的重要修正：它以文明史上舉足輕重的思想創建——社會主義理想為指導，在苦難的東方大陸嘗試一種最終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價值體系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更是與近現代以來的人類思想文化成果緊密關聯的。而當作為這些思想文化和價值體系重要源頭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與我們自身的現代化訴求相結合的時候，更是產生了一種批判的、完全有可能克服人類社會發展危機的文明新特質。

如果我們確信要走自己的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那麼百年來犧牲巨大的圖強奮斗，曲折坎坷的民族復興努力，實際上已經積累了巨大的精神財富。我們既有明確的思想路徑可循，也有彌足珍貴的新文化為傲。隻要我們堅定這樣的歷史精神主線，回歸民族的精神“自我”，回歸歷史創造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文明、文化自會發育生長出全新的枝葉。

張江:“紅色經典”是血與火的記憶。它以文學藝術特有的形式，銘記一段不容忘卻的歷史，既有風雨如磐、刀光劍影，也有激情澎湃、舍生取義。從這一意義上說，“紅色經典”所銘記的歷史越久遠，“紅色經典”自身的存在和延續越有必要，因為它關乎初心，關乎來路，關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