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精品中的精品 一個出版社和一套叢書的60年

　　本報記者 於穎

　　瑞金二路272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所在地，幽靜的院落與馬路對面熱鬧繁華的田子坊、日月光，形成鮮明對比，別有一番深邃和大氣。從最早的康平路到這裡，從最初的古典文學出版社到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迎來第60個年頭。這60年裡，一大批學者貢獻出學養，幾代出版人孜孜不倦，共同打造《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使其成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最長、學術含量最高、最能體現精品特色的一套大型叢書。正如原副總編輯李夢生先生說的那樣，“我們看著這套書長大，編著這套書老去。”在社慶60周年到來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特別推出《叢書》典藏版，首批包括《李白集校注》《杜甫集校注》《東坡樂府箋》《稼軒詞編年箋注》四種，同時邀請專家、學者座談，共話《叢書》未來發展。借此機會，我們也採訪高克勤社長，聽他講社史以及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舊人舊事。

　　立社之本

　　文匯報：我們知道高社長您一直在做社史的整理工作，能不能就您掌握的資料談一談上海古籍出版社最初是如何創建起來的？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起步和它的“古典文學”方向，跟一個人密不可分，那就是第一任社長李俊民先生。他是個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我們都尊稱他為李俊老。李俊老早年就讀於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老師中就有郁達夫。李俊老酷愛中國古典文學，對李白有非常濃厚的興趣。1930年代出版的《李白研究》，就是他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古典作家進行的最早研究。李俊老還參加過大革命，可以說是一位老作家、老革命家。當然，他后來的主要身份是出版人。建國后，李俊老做過江蘇省文化局局長，由於種種原因和變動，1953年10月來到上海，擔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的社長。

　　新文藝出版社是新中國第一家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原社址為康平路83號。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在1954年都遷去了北京，這讓上海曾作為中國新聞出版中心的地位有所弱化，更主要的是，這裡沒有了專業做古籍的出版社。出於對古典文學的熱愛，李俊老在新文藝出版社裡成立了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編輯組，后來經上級同意，1956年11月1日，在這個編輯組的基礎上建立了古典文學出版社，以出版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書為業務方向。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

　　1958年，國家強調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領頭。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不僅有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領導，也有了這個小組的指導，對國家的古籍整理事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你看中國大陸有近600家出版社，國務院能專門設立一個部門進行管理的，也就是古籍出版方面。

　　文匯報：上海歷史上作為中國的出版重鎮，出版社之間復雜的聯系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很多人感到好奇的是，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著怎樣的歷史關系？

　　高克勤：要說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淵源，就不得不提“中華上編”。1958年6月1日，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一規劃下，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並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華上編”，后來一段時間又將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納進來，都由上海市出版局統一領導。“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屬出版社包括“中華上編”在內，都被撤銷了，重新成立一個“大社”，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大社”撤銷后，又恢復了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在原來“中華上編”和“大社”的古籍編輯室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老被任命為社長、總編輯，當時他已經年過七十了。

　　“中華上編”名義上是中華書局的一個分支機構，但兩者實際上是相對獨立的，現在仍然有很多出版界后人不太理解兩者的關系。在古籍專業出版領域，我喜歡稱它們為“花開兩枝”，從專業古籍出版的角度來說，“中華上編”和中華書局是同時起步的。

　　怎麼理解呢？眾所周知，中華書局歷史很悠久，起步於1912年。1950年代初，中華書局實行公私合營，改組為財經出版社，直到1958年才明確為古籍整理專業出版社。因此，它的百年歷史中，前40多年就跟商務印書館差不多，是一家綜合性的出版機構。還有一點就是，中華書局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輝煌，多數在1958年以后。因此，從專業古籍出版的角度來說，“中華上編”和中華書局是同時起步的。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在1956年就是一家專業古籍出版社了,從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來看，古典文學出版社的發展算更早些。

　　我曾經寫文章披露了“中華上編”與陳寅恪先生商討其著作出版的往來書函，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隨后也發表文章，講述中華書局在約稿上做過的嘗試和努力。在出版陳寅恪著作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華書局與“中華上編”當時各自的編輯出版特點。徐俊尤其表示，對比兩者的處理方式，他非常欽敬“中華上編”前輩的膽識與果敢，從中也能體會到當年京滬兩地出版環境的差異。

　　其實從1958年開始，兩家就有了明確分工，“中華上編”專做文學，中華書局以語言、文字、歷史、哲學為主。1978年以后，兩家共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也開始關注各方面，但文學依然是重點。我1986年進社工作時，一共有6個編輯室，文學佔3個，文學編輯就佔編輯總人數的一半左右。

　　從古典文學出版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正好60個年頭。可以說，我們得以立社，就是因為有李俊老這麼一位特別愛好、重視古典文學的創建者。他尤其珍視人才，網羅了一批在古典文學方面頗有專長的編輯。從古典文學編輯組延續到古籍出版社的，還有前總編輯錢伯城及王勉兩位先生。錢老今年已經95高齡，是《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裡最年長的作者。王勉先生前年年底離世，享年98歲,他更為人熟知的是晚年用“鯤西”之名，在《讀書》《萬象》上發表了很多文章，談學術、藝文，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華上編”期間，有幾位歲數大、資歷深的老先生，可以說是編輯室裡的執牛耳之人，其中的裘柱常、呂貞白、劉拜山、於在春四人，1960年代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為編審，負責稿件審讀，稱為“四大編審”。這些老編輯、老出版人從事編輯出版的時間都很早，進社之前就在做相關工作，比如裘柱常、劉拜山早年就分別做過上海新聞報館和《大公報》的編輯。李俊老用人注重看學術成就，有些還是在歷史上所謂“有問題”的人，像呂貞白、金性堯等，還有特約編審瞿蛻園先生。

　　作者和編輯

　　文匯報：最早和古籍出版社結緣的一批作者，有些是相關領域的文史大家，為《叢書》貢獻了自己的學養，有些還只是初出茅廬，在這套書的幫助下展開個人的學術研究。 這套書應該說見証和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學者的成長。這層意義上能否展開談談？

　　高克勤：正如我們前面談到，“中國古典文學”可以說是立社之本，所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恢復成立，就明確推出了《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其實早在1956年成立的古典文學出版社及后來的“中華上編”期間，就已經出版了不少經過整理的古代文學名家典籍，有錢仲聯集釋的《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馬其昶校注的《韓昌黎文集校注》、蕭滌非整理的《皮子文藪》、鄧廣銘箋注的《稼軒詞編年箋注》，等等。這些“文革”前出的本子，后來經重新整理，又納入《叢書》，現在已經形成了136種的規模。

　　要想成為一家著名的出版社，簡單來說就是要有名家名作——書要是最有名的，整理者、寫作人也要是名家。《叢書》作者差不多130個，至少有100人是古典文學領域的專家，有些還是文史哲大家，比如歷史學家鄧廣銘、文史大家瞿蛻園、哲學史家王蘧常……作者是《叢書》質量的第一保証，他們無疑都是建國以來各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人物。

　　“文革”前，中國專業的古籍出版社隻有中華書局和“中華上編”兩家，所以約稿難度不大，學者基本上都很願意。這從1962年創辦的刊物《中華文史論叢》裡就可以看出來，作者隊伍包括鄧廣銘、錢仲聯、於北山、高亨、夏承燾等，都是當時各院校相關領域的學者、老師。

　　當然，出版社從不排斥自動投稿的作者，甚至挖掘了很多彼時名不見經傳、但很有學術潛力的年輕學者。《叢書》正式推出之后，來稿不少，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年輕講師就投來《高適集校注》，編輯們看了以后，覺得比已經出的一位前輩學者的整理本還要好，便接納了投稿。這名投稿人就是后來成為《全宋詩》的主編、《儒藏》總編纂之一的孫欽善先生。作為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的領頭人物，孫老今年也有82歲了。

　　文匯報：人們常說，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今天這套蔚為大觀的《叢書》背后有很多默默無聞的功臣，您能否介紹一下他們及其那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高克勤：除了前輩社領導定下的大方向以及一流的作者隊伍，《叢書》的成功當然要得益於出版社裡敬業又相當有水平的編輯。60年來參與這套書的編輯，前前后后有好幾代、數十人之多，他們本身對古典文學就很有研究，有自己擅長的領域和方向。

　　像瞿蛻園先生成名較早，1961年被聘為“中華上編”特約編審前，已經著作等身,出版了許多文史著作。李俊老可能是出於個人愛好和李白作品的重要性，知道瞿先生博通經史，便請他做李白集的校注。瞿先生的《李白集校注》，在前人整理的基礎上續加考訂，糾謬訂正不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到本世紀初，依然代表了這個領域的最高水平。他還整理了劉禹錫集，對所有詩文作了考訂。陳尚君先生就曾著文評說瞿先生的《劉禹錫集箋証》，認為后輩學者在研究注釋、版本方面，可能有不俗的表現，但在見識和對史料的把握上，至今沒有能夠超越瞿先生的。

　　在物色《叢書》整理者的過程中,編輯既要掌握最新的學術動態，知道學術界哪些是執牛耳之人，同時也要發現有潛力的學者,這就需要編輯有專業的學術水平和發現的眼光,從而作出准確的判斷。除了孫欽善的《高適集校注》是從來稿裡發掘的之外，還有不少是當時年輕人的碩博士論文，比如《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就是蕭滌非先生的第一個博士生林繼中先生的博士論文，《詩品集注》為曹旭先生的博士論文,《戴叔倫詩集校注》是蔣寅先生的碩士論文……

　　《叢書》凝聚了我們很多編輯默默無聞的勞動和付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陳振鵬先生。隻要是陳老擔任責編的書稿，不管是名家成稿，還是新人初作，他都從頭到尾，盡心盡責，有疑問記下來，再與作者商量。

　　對名家書稿，陳先生從不盲從。比如錢仲聯先生的《劍南詩稿校注》，初稿由老編輯富壽蓀先生審閱后，修改稿由陳振鵬先生負責。在審稿過程中，陳先生用卡片的形式，提出上千條修改意見，除個別條目外，基本都由錢先生簽注“照改”“照補”“照刪”。錢先生特地來信對陳先生表示感激之情，提出增補的內容不計入稿費，或者由陳先生領取部分稿費。這一方面體現了錢先生的虛懷若谷，也讓我們看到了陳先生深厚的學術素養和認真的工作精神。

　　再比如鄧廣銘先生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幾番修訂，1993年的增訂三版中，就包含了陳振鵬先生的成果。作為文史大家，由鄧先生來研究辛稼軒，在史實方面再合適不過了。但鄧老畢竟學史出身，對文學典故不是很熟，而中國的古典詩文非常喜歡用典，辛棄疾又是一個特別喜歡掉書袋的人。為了讓《稼軒詞編年箋注》在史實充分、正確的基礎上，更具有可讀性，陳振鵬先生在長達8年的編輯出版時間裡，做了大量工作，給鄧先生的著作補了上百條典故。鄧廣銘先生后來在題記中評價陳先生“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從來沒見過陳先生，但在心底裡已經把陳先生當成好朋友了。

　　對新人的學術成果，陳振鵬先生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當年尚為講師的項楚在敦煌文學研究方面剛剛嶄露頭角，陳先生就看到他的研究潛力，接受其論文集《敦煌文學叢考》的出版，並約他撰寫《王梵志詩校注》一稿。兩書出版后深受好評，項楚先生如今也成為敦煌學界的領軍人物。

　　編輯和作者交流、碰撞的例子，我們的檔案裡還有很多。以前因為有版本的缺陷或者記憶的束縛，作者在注釋時可能會引用錯，或者記錯。編輯隻要碰到引文，都會逐一進行核對。曾經有位作者，現在也算是古典文學大家，拿來一本30萬字的書，引用的內容多是二手資料轉引過來的。我們的編輯就按照他的思路和線索，花了大半年時間，把所有的線裝本原始資料核對了一遍，讓這位學者感動不已。

　　我和當代一位很有名的古典文學教授聊天時，曾“斗膽”地表示，60歲以下作者在古籍出版社出的著作，沒有一本是沒有錯誤的，都經過了編輯的匡正。這位教授還開玩笑地問有沒有他，我說不要說你了，像錢仲聯這樣大師級的著作中也能找出錯誤，還算是少的，很多浮躁的作者，一本書裡面可謂錯誤百出。很多專家型編輯，如果自己做研究，能出不少成果，卻甘願做幕后功臣，默默無聞的付出也都算在作者那裡了。

　　陳振鵬先生一直沒時間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退休以后終於輕鬆點了，又為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鑒賞辭典》做審定工作。他本人對清代詞人陳維崧很有興趣，遺憾的是，直至陳先生去世也沒有做完。李學穎先生較陳先生年小10歲，就幫陳先生完成他未竟的事業，所以《陳維崧集》的最終署名是“陳振鵬標點 李學穎校補”。

　　李學穎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刻苦的編輯。她原先搞宣傳，半路出家，1978年以后才從事古典文學編輯工作，一下子就扎進去了。她當時不到50歲，沒有什麼家務拖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特別勤奮，《叢書》裡有好幾本都是李先生整理的，像《吳梅村全集》《甌北集》。她自己做完《楊萬裡集》的校點后，還想做校注，但很可惜的是，李先生沒有做完也去世了。

　　有陳振鵬、李學穎這樣的老先生、老前輩，我們特別欣慰，從中也深刻體會到，古籍出版整理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編輯的積累、傳承。

　　古籍整理沒有終點

　　文匯報：在首屆向全國推薦的91種優秀古籍整理圖書中，《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是收錄量最大的一套叢書，可以說是古典文學領域的典范之作。就它取得的成功，您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高克勤：“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是《叢書》一直以來秉持的理念。也就是說，對那些在中國古典文學上有影響的書，前人沒有整理的，我們要整理，前人有整理的，我們要整理得更好，要代表當代最高水平。這套書裡有很多在學術史上具有開拓性意義，比如《司馬相如集校注》《揚雄集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等等。而像《陸機集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注》這些別人做過的書，我們力求后出轉精。

　　《叢書》發現、培養了作者，也推動了學術的熱點。舉個例子，王梵志作為一個民間詩人，作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列入正統文學，被視為“下裡巴人”的“俗文學”。項楚老師的《王梵志詩集校注》一出來，立馬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興趣。

　　為了做好這套書，出版社

　　除了要知道哪些學者在做哪些事情外，還要有耐心，要善於等待。楊明老師的《陸機集校箋》今年剛出，而我們從約稿到等他做完，就有30年之久。

　　你也知道，現在的高校以搞學術研究為主，像古籍整理這樣基礎性的文獻研究，很多高校不列入學術成果考評。我們也體諒學者有科研任務，他們在職的時候，要盡可能多地寫專著和論文。楊老師也是如此，他還在復旦大學任教期間，跟著王運熙先生寫了《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自己也出了不少學術成果。他跟我們出版社的關系很好，做過陸機的文賦譯注。

　　上世紀80年代，中華書局出了陸機的標點本，這兩年也有出版社出了整理本。楊老師在這個領域有30多年的研究經驗，所以我們鼓勵他，即便別人出過了也可以出，一定有他自己的學術特色。楊老師是退休以后才做《陸機集校箋》的，我個人認為超越了其他學者的著作。這也說明，做古籍整理，第一不能有浮躁心，第二要有長期的積累。人家都說整理古籍、文獻非常寂寞，有位古典文學的老師就開玩笑地回應：“用現在的寂寞換來的書，將來是不朽的﹔寫論著,現在看來很熱鬧，很快就會被忘記了。”

　　古籍整理是一項考驗人功力又耗時的工作，對作者和編輯來說，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從不急於求成，每年就出2-5種。拿我自己參與其中的經歷來說，有時候看校樣就要看1年。盡管編輯們已經非常認真、細致了，但成書時，把“今人”排成了“念”字這類的錯誤還是有的，所以每次重版時都要做些修訂。

　　《叢書》相較別的書，還有個特別之處在於，標點中都會加專名線，包括人名、地名、書名。我們都知道，古文標點本來就很難，點錯一個，后面都跟著錯了。更有甚者會把駢文點成散文，把詩歌點成散文。有台灣學者就曾表示，網上流傳的那些古籍整理的電子版，95%左右都是錯的。已經成書的，坦率來說，除了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幾家專業出版社以外，其他好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書，也大都“無錯不成書”。更不要說判斷文中的人名、地名、書名了，該不該加專名線，對學識水平的要求更高。可能除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這套書外，別的出版社的書，現在很少有打專名線的。

　　文匯報：肯定和鼓勵是並存的，就《叢書》接下來的發展，您覺得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高克勤：古典文學整理可謂大浪淘沙，這樣才能經得起60年的檢驗。《叢書》已經做了60年，要繼續做下去，秉持的信念還是我之前講的，“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填補空白肯定是一個重要方面，我們要梳理下中國古典文學史上還有哪些大家的作品沒有整理過。之前有人提出來，《叢書》裡小說類比較欠缺，拿四大名著來說，版本太多了，我們要做的話，是不是出個集大成的匯校匯評本，或者找今人來整理？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有了俞平伯、啟功等先生整理的本子，現在想要找到這樣的學者，再沉下心來做出超越前輩的東西，比較難。再比如戲曲類，湯顯祖集我們做得很好，但和湯顯祖齊名的關漢卿、王實甫、李漁等人的作品，整理明顯不夠。當然，這也反映出了一個現狀，從事小說、戲曲類文獻整理的學者成果不多。

　　另一方面，在已有的整理本基礎上，我們還要不斷發現新的本子。這次的《杜甫集校注》就是一個例子。最早《叢書》收錄的是清人楊倫箋注的《杜詩鏡銓》，后來發現清人錢謙益箋注的《錢注杜詩》也不錯，便放了進去﹔林繼中又發現了宋人趙次公的注文，於是有了《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包括如今謝思煒的整理，都收納了進來。像杜甫這樣的古代大家，多幾個版本，多幾個注本，既保留了文獻，又保証了學術研究的多樣性。

　　還有一個就是要不斷進行修訂整理。比如《孟浩然詩集箋注》，1990年代是我約佟培基先生做的，經過二十多年，這次又重新作了整理，篇幅擴大了將近一倍。類似這種箋注的東西，新做的有很多。還有《韋應物集校注》，也是增訂本。鄧廣銘先生生前已經做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注》，他去世后，他女兒鄧小南教授說鄧先生在第三本書上又批改了很多，我讓她把本子給我，可以再出個定本。《叢書》的很多作者表示，有生之年他們還是會不斷做些增加、修改的。

　　文匯報：就我所知，《叢書》起初計劃出200種，您怎麼看待這個目標數字？

　　高克勤：1978年，出版社列了個200本的出版計劃，因為出得比較慢，到2009年才完成100種，如今有136種。當然，200種也只是當初的一個大致匡算，從古籍整理修訂的角度來看，哪怕實現了200種，也不能說可以結束了、不做了。時代在進步，隻能說我們這一代學者、編輯做到這個程度，誰知道很多年之后是什麼情況呢？

　　最近，鳳凰出版社出了郁賢皓的《李太白全集校注》，說是代表了目前這一領域的最高研究水平，甚至有人稱之為“終結版”。我認為“終結”這個話不能輕易說，十幾二十年之后，如果又發現了新的抄本呢？我們這套書裡面，由洪本健校箋的《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以《四部叢刊》周必大刻本為底本，除了參校那些有價值的版本外，最為可貴的是，以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南宋本《歐陽文忠公集》為主要參校本，糾正了不少疏紕漏誤，天理本就比國內的本子多出來72封書信。

　　新材料的發現，加上新的認識、新的考証方法，都在促使學術處於不斷前進的過程中。從數量上來說，再花上20年，我們說不定能完成200種，但是隻要古典文學的研究始終貫穿下去，古籍出版社一直存在下去，《叢書》的修訂工作就沒有完全終結的時候。

　　“修行在個人”

　　文匯報：一支專業編輯隊伍的養成，是出版社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由於現實等各種原因，現在的人才培養肯定沒有以前從容，作為一名老編輯又是社領導，您怎麼看人才的問題？

　　高克勤：古籍出版社在出書的同時，也一直出人才。這套《叢書》中有二十多種就是由我社的編輯參與整理的。李俊老曾經戲稱古籍社是“人才內閣”，認為出版社辦個大學中文系綽綽有余。十年動亂后，編輯人才也開始青黃不接，於是,1977級的大學生一畢業，就招了一些進來，等到1981年有研究生了，又招進來一批，他們日后都成為了出版社的棟梁。

　　像1981年進社的原副總編輯李夢生先生，杭州大學研究生畢業，對古典文學、戲曲都很有研究，還做了《全元詩》的副主編，現在是國內元明文學，尤其是文學文獻方面的領軍人物。《叢書》中有兩種是他整理的。原總編輯趙昌平先生是“文革”前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 “文革”后師從華東師大施蟄存先生讀研究生,1982年進出版社工作，目前也是中國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他們師生倆也都是《叢書》的作者。

　　古籍整理的稿子專業性特別強，涉及的內容，有的可能是編輯讀碩士、博士期間的研究領域，這部分自然很熟悉﹔但有的完全是全新領域，這就要求編輯跟著作者考証的思路一起考証，最終達到和作者對話，甚至能發現錯誤予以糾正的程度。編輯史良昭老師是社裡公認的相當博學的人，他就說過這麼一句話，“拿到稿子的時候，我對這個領域不太了解，等審完稿的時候，基本上就相當熟悉了。”史老師1982年從上海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現在雖退休了，還在為社審稿，他自己著書不多，卻做了《叢書》裡好多書的責任編輯。有些稿子來的時候，幾無頭緒，經過他的妙手整理后，就成了一本非常完備的集子。在做《文徵明集》責編的過程中，他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光審稿意見就有上萬字。

　　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一二十年裡，這套書出得非常困難，畢竟印量少，一本書也就印千把套，但投入大、稿費低。這一二十年來，國家投入了不少資源，特別是對古籍整理的資助。出版經費有保証了，但問題依然存在，主要在於高校的學術評價體系導致學者動力不足。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都是成名的老師在做，比如謝思煒、楊明等，他們沒有壓力，喜歡做這個，或者退休了再來做。現在這套書的困難是，找不到合適的作者：沒成名的老師，還要等上一等﹔看得上的老師，可能暫時沒時間。這套書裡有很多是編輯參與的，一方面是我們的編輯有這個能力，另一方面也真的是一時找不到合適作者。

　　現在的編輯比我們那時候忙。以前一個編輯一年發稿60萬字，現在要完成300萬字的審稿量，這是基本要求，加上出版進度的加快，工作量還是相當大的。老實說，我剛入門的時候，編輯做多做少幾乎一個樣，現在做多做少肯定不一樣了，做好做壞就更不一樣了。再加上年輕編輯的生存壓力大，要想真正沉下心來做事情，很難。當然，出版社還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除了對編輯提供必要的培訓外，也不會完全拿經濟指標來壓他們，而且，凡是從事國家項目的編輯，在考核方面都會予以傾斜，保証《叢書》的質量。

　　我自己感覺，要做古籍整理工作，天分和勤奮都要有。當然，勤奮毫無疑問是第一位的，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嘛。你看，李學穎老師就是一個例子，近50歲才入行,就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一個人有沒有悟性，主要還是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