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不是“美文”的匯編 教材裡的“假課文”到底假不假

 “網上說孩子用的語文課本中有不少是錯誤的，這不是在誤人子弟嗎？”北京市海澱區一位二年級學生家長老胡氣憤地說。

近日，一篇名為《校長怒了！還有多少假課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的帖子在網上廣泛流傳，老胡所在的家長群一下熱鬧了起來。

在這份網上熱傳的帖子中，羅列了不少現在正在使用的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具體錯誤，比如，某版本的二年級課本中的課文《愛迪生救媽媽》，“無論是課本還是老師的教參都沒有注明文章的作者和來源”。而且，根據歷史資料，愛迪生小時候的那個年代根本還沒有闌尾炎手術，課文所敘述的內容根本不存在。再比如，某版本五年級上冊的《地震中的父子》，講了父親到學校救助兒子及兒子同學的故事，但是據幾位語文老師的考証，當年的洛杉磯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的凌晨4點31分，凌晨的學校，怎麼會有學生？

其實，不僅是這次“假課文”的帖子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每一次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變動：某一作家作品的替換、數量的增減，某一類課文篇目的變化等都能引起公眾的熱烈討論。

一輪輪的熱議背后是公眾對語文教育的關注，也表達了公眾對優質的語文教材的期盼。

那麼，網上熱傳的這些“假課文”到底假不假？為什麼會出現有爭議的課文？公眾應該如何看待語文教材中的種種變化？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了語文教育領域的專家、研究者和一線教師，試圖給出更加理性的視角。

語文不是歷史 教材可以批評但不要炒作

“對語文教材的這種批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溫儒敏教授說。前幾年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語文教材發現30多個錯誤，甚至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溫儒敏教授找來材料進行了研究發現，這所謂的30多個錯誤，絕大多數都是夸大，或者是爆料者自己弄錯了，真正錯的隻有五六處，而且多為編校的過失，比如標點不完整、個別錯字等，沒有校對出來。

對於本次討論比較多的“假課文”《愛迪生救媽媽》，這篇不到500字的小故事，說的是愛迪生7歲那年媽媽得了闌尾炎，很緊急，醫生到家裡想給做手術，可是屋裡光線太暗沒辦法。愛迪生急中生智，用幾面鏡子把油燈的光匯聚起來，照射著讓醫生成功地做完手術，救了媽媽。

網上的吐槽者說，看過幾種愛迪生傳記都沒有此事的記載，還有人“考証”到，世上第一例闌尾炎手術是1886年做的，而愛迪生7歲那年是1854年，不可能有這種手術。

“其實，《愛迪生救媽媽》這篇小故事並非‘杜撰’，而是有來路的。”溫儒敏介紹，1940年美國拍攝的電影《Young Tom Edison》，裡面就有一段愛迪生救媽媽的情節。在選入小學語文實驗教科書之前，1983年版的人教版初中英文課本第5冊第9課中，已經選了一篇題為“Edison′s Boyhood”的課文，其中寫到了愛迪生救媽媽。而小學語文的這篇課文就是根據這些材料編寫的。

當然，這樣也不能証實愛迪生小時候一定救過媽媽。“小故事屬於文學作品，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虛構，也是可以容許的。”溫儒敏說。

“語文不是歷史。”北京市海澱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小學校長說，“其實語文課文本來就存在兩種類型，就是寫實文體和虛擬文學。”現在這個問題不像是討論“真”和“假”的問題，而是借機發泄了一下情緒。

“教材可以批評，但是不要拿來炒作。”溫儒敏說。

“我們不可能編出完美的教材。”北京教科院基礎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員連中國老師說，“發現了不對的地方，咱們就改。”但是課文中的一些內容可能會牽扯到歷史深處的東西，一些問題可能不僅涉及語文一個學科。改不改、怎麼改不能因為網上的一個帖子就定，而是要由專業的機構、權威的專家經過反復地、謹慎的考証。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教材中選入的課文，如果其選材來源於某個歷史事件，那麼是不應當出現知識性錯誤的。名人故事的“虛構”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最好有些相關的史料做根據，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應和傳主性格特點符合。

特別是現在的中小學生，由於接觸的信息量足夠大，眼界也足夠開闊，“在進行課文的選擇時不能僅僅在價值觀上把關，還要在事實上把關。”上海市特級教師、上海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教師余黨緒說，孩子在把正確的觀念內化為自身信念的時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孩子發現支撐這個正確觀念的事實本身是虛假的，他們會連帶著對觀念本身的正確性產生懷疑。

教材不是“美文”的匯編 課文的改動是為教學的需要

在余黨緒看來，人們對語文課文中的“錯誤”寬容度偏低，還跟人們一直以來的觀念有關：教材是一個范本、一個標杆。所以有人會說：有那麼多優秀的文章為什麼不選，偏偏選中這些文章？

“其實，教材首先是為教學服務的。”余黨緒說。比如，魯迅的一篇文章出現了增減就會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而選用教材的人更多是從對學生語文能力培養的需求出發的，可能恰好魯迅的另一篇文章更合適。

“前兩年甚至有人說魯迅已經被趕出語文教材。這是誤解。”溫儒敏說，事實上，課程改革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選擇性，原來高中3個學年必修課，改為1.75學年，而選修課佔1.25學年。必修課總課時少了，自然也要對課文數量進行調整，這是很正常的。魯迅的文章在必修課中減少了，有的放到選修課了。在入選課本的作家中，魯迅仍然位居第一。

“社會上的很多討論可能更多地站在文學的、社會的，或其個人趣味的角度上，而非語文的角度。”余黨緒說。

“教材不是美文的匯編。”溫儒敏說。“教材選用課文，特別是小學語文課文，很多都是經過修改的，對選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動，並非顯示編者‘高明’，主要是為了適合教學的需要。”特別是小學低年級的課文，為了認字的安排，改動是常有的。過去葉聖陶主編中小學教材，對選文也是要做修改的。比如《最后一課》，幾乎就是根據原作重寫。原來初中選過文言文《口技》，原作有些內容涉及夫婦的情事，選入課文肯定不合適，就刪節了。

溫儒敏教授同時還是“部編本”語文教材（“部編本”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的教材）的總主編，他介紹，這次“部編本”課文凡有改動，會在注解中說明。教材編寫對原作的改動非常慎重，若原作者健在，改動都經過作者的同意，有的還會請作者自己動手來改。而經典作品一般是不作改動的，若有某些表達不合現今“規范”，在注解中加以說明。

教材只是教育的工具 教師不能被工具左右

“說到底，課本只是教育的一個方面，是教育教學的一個工具而已。”連中國老師說，真正打動人心的不僅是課本呈現的那一點點。教育是立體綜合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師生相處，這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更為重要。

不少一線教師認為，當教材中有些內容被質疑的時候，教師完全可以把這作為一個教育契機進行討論，甚至可以讓學生由此形成課題研究。

“孩子需要判斷力。”余黨緒說，利用這些課文正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在引導孩子正視錯誤、研究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孩子自然就會成長。

余黨緒介紹，我們的教育容易簡單化，為了達到一個結果往往忽略了過程的教育意義，仿佛我們的教育就是為了告訴孩子一個“正確答案”。比如，我們在小的時候經常聽到這樣的教育：隻要你讀書用功了將來就會成功。“而當我們成年之后才發現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如果當孩子小的時候把用功和成功之間的關系講清楚了，孩子長大之后面對挫折和失敗的時候內心就會增加很多平靜和坦然。”余黨緒說。

其實教育者也沒有必要那麼緊張，因為“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哪篇文章是必須要看的。”連中國說，我們的教材中有那麼多優秀的作品，把這些作品的價值全部挖掘出來就已經非常棒了，沒必要在個別存在質疑的課文上糾結。教材是工具，教師不能被工具左右。

連中國老師介紹，他曾經陪自己的孩子一起讀過一篇小學教材上的課文，文章非常短小：

小鴨說：“媽媽，您帶我去游泳好嗎？”媽媽說：“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過了幾天，小鴨學會了游泳。

小鷹說：“媽媽，我想去山那邊看看，您帶我去好嗎？”媽媽說：“山那邊風景很美，自己去看吧。”過了幾天，小鷹學會了飛翔。

“誰都知道兩個故事是假的。”連中國說，但是這個故事傳遞給孩子的東西卻是真的、美的。如果教育者能在教育過程中再進一步深入，“鴨媽媽”和“鷹媽媽”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其實也是有很多掂量、擔心和忐忑，那麼孩子在學習這篇課文的同時也就學會了理解家長的不容易，“孩子就成長了”。（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