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修一新的映秀小學

　　漩口中學的鐘表永遠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點28分，學校的廢墟經過加固被保留下來，以志紀念 攝影/張知依

　　“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內心裡那出自一個作家本能的沖動。我給自己的指令是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去行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幫助，去感受。后來，到了不少災區，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頭那種寫作的沖動消失了。”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四川人，關於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他一定會講幾個你從未聽說過的故事。這些地動山搖之后的故事裡，會有他自己，會有他認識的親友，會有一線之間的生與死，會有瓦礫與廢墟，也會有這十年來家園和精神的重建。

　　作家們曾經努力籌建一所學校

　　“我的三妹，夫婦倆承包了旅游車，接送客人從成都往阿壩走，那天我妹妹在車上賣票，妹夫在成都，”作家阿來開始了講述，“地震之后，路全都斷了，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個通宵走到他家的車旁邊。是不幸中的萬幸吧，映秀埋了那麼多大巴車，那一車的幾十個游客全都活下來了，連車都沒傷。后續幾個月余震不斷，又砸下來很多石頭，后來他們回去看，那輛車還停在那裡好好的。”

　　幾乎每一個四川人都會用一種方式抵達那次地震。

　　阿來是開著三菱吉普進去的，他和作家麥家輪流開車。“救援的大部隊到來之前，大家都往災區跑，不是我一個人，是每一個普通人的一種本能，一致的行動。”他們和前去救援的車輛一樣，去超市採購，把車塞滿送到災區，把傷員拉到有醫療條件的地方。阿來回憶說，當時詩人翟永明也作為志願者進入災區，“她給我發短信說：‘你們別老拿水和方便面，這邊還有很多婦女，你們買點衛生巾。’我們哪裡想過這個問題，又專程去買衛生巾。”

　　“但是我們這樣個體的志願者能貢獻的力量，還是有限。”地震發生之后的幾天，阿來和麥家、楊紅櫻三位四川籍作家籌措了一點資金，希望能在重建過程中建一座鄉村中心校，命名為“我們的學校”。由阿來執筆寫了倡議書呼吁更多人參與進來，為這所學校，阿來忙活了好一陣。

　　他帶著“我們的學校”的藍圖見了很多人：四川的一位建筑設計師答應他為學校免費做設計﹔尚未畢業的土木工程博士答應他為學校做義務監工﹔在上海吃飯時，王安憶覺得不應該隻捐錢，提出長線關懷的方案，表示等學校建成之后願意親自前去任教一學期，號召作家們做“永遠的志願者”﹔華東師范大學的領導也表示，等學校建成會定期從大學派支教老師、邀請當地教師來上海進行培訓……

　　除了作家、出版社和社會力量的響應，一些企業出了很多善款。募到款項，阿來花了幾個月為這所學校奔走。年輕時，從師范畢業之后，阿來曾經有過5年的鄉村教師經驗，那是寫《塵埃落定》之前的事。可是，教書育人和建一所學校完全是兩碼事。

　　另一邊，中央部署了災后重建工作，決定按照“一省幫一重災縣”的原則，建立對口援建機制。在整體的重建方案裡，“我們的學校”計劃所在的縣城有了一個地級市來支持援建，這個政府方案裡有了一所中心校。於是，作家們建學校的願望最后停在了藍圖階段，企業的資金撤走了，幾個作家把剩余的款項捐給了映秀鎮的漩口中學，設立了獎學金。

　　“我們想干大事，后來發現自己插不上手，所以就罷手。盡管好幾個月的努力就此停下來，但是也還好。”阿來說，“對於寫作者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真正做了努力，比最開始隻做了幾天‘不叫志願者’的志願者心裡踏實一些。”

　　震后他選擇了沉默與行動，而不是書寫

　　家園的重建開始了，緊鑼密鼓地，按部就班地﹔受災群眾的心理重建也緩緩地開始了，但這和土木工程的進度不是一個節奏。原本和睦的家庭，在地震之后變成了失獨家庭，在震中映秀，一個父親的女兒永遠沉睡在映秀小學。十年過去，盡管擁有塑膠跑道的新校舍落成很久了，他再也沒有從小學門口路過。面對痛失，傷口的愈合很慢，甚至無法愈合。阿來認識一個北川的文化干部，在當地，會寫小說出版過書的人能算是人物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兒，后來寫了一本書，地震之后的兩三年還是沒有走出來，自殺了。”

　　這些地震的故事，如果你願意聽對方願意講，可以持續一個晚上，或者更久。特別是如果講述的人是有寫作經驗的，你會建議他，“應該寫一本小說啊，應該記錄下來啊。”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到圖書腰封上提煉出來的宣傳語：天地的崩塌，情感的痛失，人性與反思……

　　阿來拒絕了，他選擇在行動上拒絕。選擇在書寫上沉默。

　　那位北川文化干部的作品，在他逝世前出版了，之后的幾年，書的反響和歲月流轉一樣平靜。就在前幾天，地震十周年紀念日在即，有出版社重印了這本書，一場新書發布會在成都舉行，活動自然帶上了“地震十年”的紀念色彩。主辦方一齊推了三位作家的三本書，為兩位在世的作家和一位不在世的當事人一起搞了活動。有人邀請阿來作為嘉賓參加，因為人不在四川，阿來躲過了。“我想，人都已經走了，就不要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吧。”他覺得這種活動多少有點形式主義，“也不能說他們的動機不好，書是好書，可為什麼偏要在這個時候才重新出版？而且還有兩個新作家的新書要來搭車？聽起來背后的動機太復雜了。我們也不是不能容忍動機復雜，只是在這樣一件（在災難中隕落生命）事情上，有點過了。”

　　他曾以四川省作協主席的身份反對地震題材的集中書寫。地震之后的十年裡，很多四川作家都想要以地震為題材創作小說，一次在作協的會議上，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有創作意向，而阿來反對這件事。是寫不出來嗎？絕對不是，一個具有書寫能力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不可能沒有觸動。“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內心裡那出自一個作家本能的沖動。我給自己的指令是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去行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幫助，去感受。后來，到了不少災區，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頭那種寫作的沖動消失了。那時候，我以為選擇沉默與行動，可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當時說，我不相信你們關於地震能寫出什麼小說來，因為這裡面牽涉我們對於生命最本質的理解。”他覺得有人要寫故事是正常的，但如果所有人都准備寫那就不太正常了，“難免有人會有寫作上的投機心理，甚至認為寫這樣的題材會受到一點照顧？！可是，汶川死了多少人，每個幸存的人心理上都帶著巨大的難以愈合的傷口，我們對生命需要有一些憐憫和尊重。如果你連這種善良都沒有的話，怎麼把這個東西寫好？”他想起自己和朋友們多少還當過兩天志願者，折騰過一些事情，可也沒人提出要寫個故事，“因為那麼多人的死傷擺在那裡，你就是不忍心！除非你能夠讓死亡都閃現出來一點另外的光芒，不光是悲苦的，不然還是別寫了吧。”

　　他僅為非常少量的地震題材作品作了序，其中的一本是接近口述歷史的《幸存者說》，是地震重災區廣元市的作家通過採訪整理出的一本集子，他覺得這是他期待的書寫災難及其親歷者的作品，“作者謙遜地隱入了幕后，而那些經歷災難，劫后重生的人們走到了台前。”

　　“就像任何一個文明成果都屬於全體的人，災難的創痛與洗禮也屬於我們大家。災難不止是教會我們在付出慘烈代價后怎麼防范災難，而是要教會我們倍加珍重尋常的生活，在死亡未曾降臨時就能充分尊重生命與生命的意義，學會時時呵護那些人類內心溫暖的願望與情感。”阿來寫道，“災難過去了，毀滅了那麼多它能夠毀滅的東西：那麼多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質財富，但不能毀滅的是人類的精神與情感。”

　　他書寫了一個藏族鄉村的另一種搖晃

　　十年前的大地震帶走了很多，也帶來了很多。這場大地的震動和其后帶來的傷痛，讓很多曾經隱於西南山區的小城、鄉村擁有了帶著傷痛的知名度與悲情的關注。對於映秀、北川、汶川來說，這一定是計劃外的命運。

　　而那些沉默的村庄的命運又如何呢？那些在固定比例尺地圖上看不到的鄉村，沒有經歷地動山搖悲痛的村庄，他們又如何在喧鬧的時代中默默找到自己的位置？

　　阿來拒絕了災難劇烈搖晃的村庄，他選擇書寫一個藏族鄉村的另一種搖晃。2009年，阿來一部巨大的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描寫了上世紀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發生在一個叫做“機村”的藏族村庄裡的六個故事，當時這套大書名叫《空山》。不久前，這部作品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再版，原來的故事被拆分成六冊，換了更加空靈悠遠的裝幀，換了一個更宏大的名字——《機村史詩》，包含《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個故事。

　　機村，是作家筆下虛構出來的名字，並不是阿來的出生地馬爾康鎮，但整部書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阿來的童年見聞和之后多年的經歷。不過，這絕非是一部憶舊之作，它同樣是壓抑了七八次創作沖動才下筆的作品。“我當時想，寫‘我們村兒的故事’，中國有的是，為什麼有的村兒的故事前兩年讀還可以，再過幾年就不好看了？”動筆前，他看到一句話，“真正的好作品，是能夠超越個別的痛苦，把個別的苦難、個體的為希望付出的掙扎，和別的民族別的個人的類似經驗連接起來。”阿來想讓這個作品既是這個藏族鄉村的故事，又能承載中國所有偏遠鄉村的共同命運。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渲染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這個高原上的民族如何超然世外，而是為了祛除魅惑，告訴這個世界，這個族群的人們也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作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在阿來看來，面對現代化的變革，面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的社會改革，這個藏族村庄所經歷的事情和其他的村庄沒有區別。

　　阿來並沒有因為這是“我們村兒”的故事而偏袒這個村庄，“中國城市現在對農村有一種建構起來的想象，中國寫故鄉的文字沒有人說故鄉不美，都是夜不閉戶，民風淳朴，青山綠水。要是把中國關於故鄉的文字拼貼成一幅文學地圖，那這裡就是天堂，幾乎沒有人和七大姑八大姨發生矛盾，沒有人家的菜地被偷。我們不能說這種家國情懷不對，但我不太相信這種完美。”

　　他從一樁死亡案開始寫起，寫了猜疑﹔他寫森林的砍伐，寫盲目追求經濟發展對生態的破壞﹔他寫恩仇、寫斗爭、寫人們信念的變化。他沒有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靜態的回憶史，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村庄的變化上。他想寫社會改革和商業浪潮一浪一浪打來之后，村庄和村庄裡的人的變化。譬如博物館、酒吧和旅游業這些現代化事物的滲透為村庄帶來了什麼？

　　有時候，是觀念的沖撞。在《機村史詩》第六部《空山》裡，他寫了這個常年飲青稞酒的村庄因為旅游業的開發要求，開了一家酒吧。“人們至今也不明白，隻要有酒坐在家裡的火塘邊喝個一醉方休就可以了，為什麼需要一個專門的地方飲酒作樂？”阿來寫道。

　　有時候，是生活習慣跟不上現代發展的“要求”。故事裡，景區的酒吧為旅游業開設，管理局的人希望當地人進入前起碼要衣裝整潔，不要賒賬。為此當地人和酒吧管理者起了沖突。

　　也有時候，是地方上人們的觀念更新緩慢限制了鄉村的發展。阿來曾到瀘沽湖考察，已經是旅游產業相當發達的地方了，老板卻告訴阿來，自己的這家酒店沒有掙到錢。“他把所有的錢都投入在酒店的翻新上了。”老板最先認為城裡人的好酒店就是鄉鎮招待所的樣子，很快發現落伍了﹔把酒店翻修成了國內三星賓館的樣子，又是很快發現落伍了﹔再后來老板到了北京上海，住遍了五星級酒店，又翻修了一遍。他拍著胸脯和阿來說，這次是真的國際化了，“外面的人不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嗎，你看我的衛生間花了幾萬塊。”阿來走進去，發現豪華的室內隻有床，卻沒有書桌。

　　這當然不是哪一邊絕對先進正確，哪一邊絕對落后錯誤的事情。阿來沒有做道德判斷，因為評價孰對孰錯是武斷而不負責，如果真的有一套適用於所有地方發展的統一答案，那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會是相同的樣子了。他就把這些矛盾擺在書裡，擺在我們面前。

　　有人認為西藏就應該活在過去，這太霸道

　　“我無意用這部小說提供一幅文化風情畫，這部小說也不是舊鄉村的一曲挽歌。”阿來在后記中寫道。他覺得，對於有些讀者和批評家而言，“但凡關涉少數民族生活的書寫，至多提供了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樣本，隻有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意義。”阿來認為，隻有充分認識到這些非漢族的人民的生活現實也是中國的普遍現實，他們的未來與發展也是中國的未來與發展的一部分，才是現代意義上真正的“天下觀”。

　　此前，阿來和一位媒體記者有過一些爭論。那位記者從美國頂級大學人類學專業畢業，阿來則直接否定了人類學，“很多人類學家希望找到一個穩定不變的聚落，比如研究亞馬遜熱帶雨林裡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落裡人的成長，有的人類學家跟蹤研究二十多年，這樣的精神當然值得肯定，可關鍵是他們希望這個村子永遠是這樣，不發展不改變，不就是把當地的人放到一個活的博物館裡嗎？”

　　“一些人憑空想象，把西藏描繪成一個天堂。他們認為西藏就應該活在過去，千百年不變，維持簡單的、清苦的生活，不能開發，不能興建城市，不能發展工業、商業，不能搞旅游業、服務業，任何變化都是對西藏的破壞，破壞了他們心中的天堂。我覺得這種觀念太霸道。”多年前阿來接受採訪的時候就這樣說，“藏區百姓有電視、汽車、冰箱、洗衣機可以用的時候，難道應該讓藏族百姓永遠刀耕火種，住帳篷、騎馬、打獵、放牧，讓外面的游覽者觀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期待，保持所謂的‘聖潔’？藏族人憑什麼天生應該騎在馬上，靠放馬養牛羊住帳篷給你們游客看？”

　　在阿來眼中，藏區鄉村發展的關鍵有兩點：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從發展中分享利益，改善民生。第二是改革發展的思路如何貫徹和實踐。“應該採用聰明的方法來進行教育，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為什麼要變化，政府或相關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對外界的變化，研究出一套適合當地的發展思路。”阿來講了一個在西藏流傳的笑話：城市裡突然有了紅綠燈，但是藏民不認識紅綠燈，依舊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路口。執勤的警察就說，你眼睛瞎了嗎？闖紅燈的藏民不懂，我怎麼眼睛瞎了？警察說，這裡有燈你沒看見嗎？這個藏民就說，你們眼睛才瞎了，白天你點什麼燈。阿來說：“你得讓他接受新生事物，你建了高樓大廈，建了紅綠燈，有沒有給他們開過培訓課，教他們怎麼過紅綠燈？”

　　他很欣賞晏陽初、梁漱溟等知識分子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他讀了很多次，不僅僅是為了寫作而讀，“當時的村庄面臨的時代困境，也是手工桑蠶作坊面對機械化大生產沒有競爭力，費孝通不僅做了研究，還和學生一起幫助他們改進技術，親身實踐。”

　　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

　　《機村史詩》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紀90年代，那時候城市仍在先富起來的路上努力，“三農問題”是前沿問題﹔阿來起筆寫下《空山》的2004年，城市化背景之下農村勞力的遷徙已經引發社會關注，部分人也漸漸意識到，鄉村為中國城市發展所作出的犧牲﹔而當《空山》系列更名為《機村史詩》、籌備出版的2017年，阿來在撰寫新后記之前的兩個小時，走在一個正式宣布脫貧的村子裡，身上帶著養雞合作社的飼養場的味道，帶著公司加農戶的蔬菜大棚裡聖女果的味道。

　　“鄉村為城市發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阿來說，這十幾年，他看到國家拿出錢來關注農村問題，包括基礎設施的興建、農村房屋的改造， “農民開始有了初步的養老醫療保險，雖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樣的水准，但到底是個開始。”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贖，“過去不管不顧地伐木掙錢，漸漸大家也意識到，我們發瘋似的把樹砍光，將來的子孫怎麼辦，隨后大家開始重新保護森林。”

　　阿來欣慰地感到，《機村史詩》的終點，可以說是一些新故事的起點。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城鄉之間仍有巨大差距，“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紐約巴黎就是這個樣子，但出城二十裡，差距馬上就顯現出來。”

　　如果到發達國家訪問交流，阿來都會要求去鄉下看一看，“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印第安納州的鄉村咖啡館坐一會兒，除了這裡的人開的是皮卡以外，不會覺得這些人是農民。”在日本長野，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動圖書館每周固定到村子裡，為農民運送上一周他們預訂的書。“中國鄉村在基礎設施、產業水平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發展。”

　　這也是阿來帶著發展的眼光，帶著新的問題意識來寫《機村史詩》的意義。“后來我才發現，《塵埃落定》寫的是上世紀前50年的舊制度的消亡，毀滅好寫、消逝好寫，但是上世紀后50年的發展，新的東西的成長，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寫的。”

　　他不希望人們關注他的目光還停留在已經落定的塵埃裡，但偶爾也會事與願違。當紅節目《朗讀者》第二季又找到阿來，請他讀書，他想從《機村史詩》裡挑一段讀，或者哪怕讀一點別人的作品也好。遺憾的是，節目組又讓他讀了《塵埃落定》的節選。“一個作家如果指著一個作品活一輩子，這不會有點悲哀嗎？”阿來感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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