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語境下中國影視史學發展現狀及趨勢”論壇舉行

　　1906年的“強國夢”電影什麼樣？

　　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1905年在北京誕生，鮮為人知的是，1906年晚清留學生曾在日本組織拍攝“楚同快艦進水式”電影。日前，在“新語境下中國影視史學發展現狀及趨勢”論壇上，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史學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李鎮講述了這段史實。在他看來，“早期論述電影進入中國的時候經常會提到雜耍、投機心態、獵奇，很多都是一種被動地接受電影的進入，但是從這個事件我看到當時一批知識分子是以強國的心態主動接受電影，並且以它作為重要的工具完成強國目的。”

　　袁希洛《申報》撰文記錄拍攝經過

　　李鎮介紹，拍攝電影的事情，辛亥元老袁希洛曾撰文，分兩次發表於上海的《申報》，兩篇文章全文共一千九百二十字，比較詳細地記錄了拍攝的經過，描述了拍攝此片的歷史背景、現場氛圍、參與心態，涉及甲午戰爭之后的中日關系，激發國人愛國熱情，宣傳強軍觀念。

　　袁希洛文章提到拍了三段，拍攝內容中有很多關於動態的，比如入水的時候黃龍旗飄拂之狀，各國人高呼萬歲，攝影機械悸動等等。李鎮表示，研究這些文獻可以發現這是一部電影：“人員是從日本神戶招的，他們一方面是押送看管設備，另一方面是操作具體活動寫真的器材，經費由中國留學生籌得，拍攝計劃由中國人制定，攝制活動全程是中國人安排，拍攝時間地點是由中國留學生指定，具體拍攝過程除了寫真職員還有中國商人，拍攝對象就是中國軍艦下水儀式，拍攝出來也是放給中國人看的，所以這是一部中國電影。當然，掌機者可能是日本人，現在沒法找到影像資料了，但中國很多早期影片掌機者是外國人。”據說這部電影被留學生帶回國內，在江蘇省內流動放映，很受歡迎，“看資分六角四角二角為上中下三等”。

　　電影在當時也是一種“武器”

　　李鎮認為，可貴的是，這個影片記錄了拍攝的心態氛圍。甲午戰爭之后大量中國人去日本留學，這些留學生的屈辱感是非常明顯的，中國留學生處於這樣的壓力下有一種臥薪嘗膽的心態。拍攝中有些細節特別耐人尋味，比如他們可以感受到日本川崎廠廠主的蔑視，拍攝開始后廠主的態度發生了一些改變，筆觸中流露出了維護國家尊嚴的意圖，也讓廠主感受到了一種壓力。川崎廠主還提出要讓日本人進入畫面中心的要求，說明電影這個媒介在當時是新力量的象征、科學和理性的代表，也是一種武器。

　　當時知識分子主動接受電影

　　李鎮表示，早期的留學生已經意識到啟發民智，國家強盛、社會進步和國民眼界短淺有一定關系，努力豐富國民的現代視覺經驗、加速實現中國人視覺經驗的現代化，通過拍攝和放映大清國的軍艦讓同胞認識到強國強軍的重要性。“我們早期論述電影進入中國的時候經常會提到雜耍、投機心態、獵奇，很多都是一種被動地接受電影的進入，但是從這個事件我看到當時一批知識分子是以強國的心態主動接受電影，並且以它作為重要的工具完成強國這樣一個目的，這是我們相對比較忽略的電影進入中國最初的心態，是我們忽略的一段非常重要的電影史實。”

　　文/本報記者　肖揚

　　思考

　　中國電影史研究如何走下去

　　當下，中國電影史學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方法論層面也在不斷創新﹔中國電視史學科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涌現出了諸多引人關注的成果。2018·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評論周於12月11日舉辦“新語境下中國影視史學發展現狀及趨勢”論壇，圍繞中國電影電視史學研究的當下現狀與發展趨勢，以及史學批評在當下電影電視發展進程中所應具有的學術功能和價值進行深入探討，以期能夠為中國影視的創作、研究和批評，以及未來中國電影電視史學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對策。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酈蘇元表示，近年來，微觀研究推動了中國電影史學的發展，很多新的發現填補了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空白，提出了一些新認識、新課題。應通過整合和系統化，加強其歷史深度和史學價值。中國電影史學的發展需要一個由微觀到宏觀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國電影史學批評現狀不太令人滿意，一些重要電影史學著作出版發表以后回應寥寥，總體上缺乏批判精神。期待這種狀況能有所改變，出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斌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起，在很多研究領域已經相繼有一批史料學著作問世。與之相比，在中國電影史研究領域裡，至今還缺乏相應的史料學著作，電影史料學沒有被視為一門需要加強建設的分支學科來對待。因此，把電影史料學作為電影史研究下屬的一門分支學科，切實加強其建設和發展，既是完善電影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和深化電影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重寫電影史”的一個重要步驟。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道新強調把年譜和中國電影史的研究跟當下正在展開的中國電影學派的構建的命題聯系在一起，不僅是把它當做一種文獻的整理，也視其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梳理和遵循，並最終想把它上升為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理論的問題。具體來說，年譜是中國獨有的體裁和治學方法，以年譜學和理論年譜的角度進入中國電影研究和歷史敘述是有意義的。從年譜學的角度展開電影史研究，有助於克服當下學術當中反復出現的主觀化和情緒化的弊端，以年譜的方式進入歷史現場和本土語境。

　　文/本報記者　肖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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