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培元 溫故知新(美育)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心得

黃天驥

2019年01月11日06:4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大學是知識的搖籃、創新的基地、社會的良心。教師要教書育人,不斷追求新知,“固本培元”,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貢獻

  大學老師不僅要讓學生在啟發式講授中獲得知識,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漁,讓年輕一輩學會獲得知識的方法

  “思維,從驚奇和疑問中開始。”對前人學術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審視觀察,要有所懷疑,有所判斷。隻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問,才能摸索新規律,創造新成果

     

  我是新中國培養的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科研的第一代學人。由於時代局限,我們這一輩的許多人,缺乏像前輩學者那樣深厚的功底,要涌現像王國維、陳寅恪等級的學術高峰,談何容易!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特點,經歷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體驗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偉大成就的喜悅和艱苦的教訓,思想感情有別於其他年代的學者。在業務學習方面,我們又都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邏輯思維上多有鍛煉,較能從理論上闡明問題。一代有一代的得失,我們深知在許多方面隻能仰視前人,但也不宜妄自菲薄,可以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目前,大學人文學科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廣大青年讀者,大多是80后、90后。如何培育下一代,繼承前輩學術大師對祖國文化的卓越貢獻,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和“仁義禮智信”的優良傳統?對我們這輩教師來說,關系到如何在文化上承前啟后,做一座橋梁的問題。

  因材施教 育德育才

  大學是知識的搖籃、創新的基地、社會的良心。這要求教師要教書育人,不斷追求新知。作為大學文科的教師,尤應“固本培元”,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貢獻。

  “固本培元”,是我國培育人才的優良傳統。所謂“本”,所謂“元”,既是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養的問題,更是鞏固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在今天,中外交往頻繁,各種思潮擾擾攘攘,或激烈沖突,或滲透融合。作為人文學科的教師,結合本學科的學術特點,在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育人育德方面,比別的學科更具優勢,責任也更重大。

  在中文系,“固本培元”還包括對學生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中文系的本科生不僅要知道李白、杜甫、魯迅等的偉大成就,還應該懂得如何寫文章和做學問。總之,中文系離不開寫作,提高學生文字表達能力的基本功,屬“固本培元”應有之義。

  上世紀80年代,我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發現許多考進中文系的學生,寫作能力欠缺,文章內容蒼白,語句不通,甚至使用標點符號也錯誤百出。基於這一情況,經過多次試驗,我們決定強化學生寫作訓練,規定本科一年級學生,在一年內以手抄方式,繳交100篇記敘文和議論文,全系每位老師對一至兩位學生的作文負責輔導和批改。通過強化寫作鍛煉,同學們的文字表達能力、觀察能力、思維活躍程度和想象創新能力,都得到明顯提高。到現在,經歷30多年,這項措施從未間斷,逐漸演化成學生的自覺要求。“100篇寫作”,成為中大中文系的特色和傳統,“中大中文系學生能寫”得到社會認同。

  同時,教師一對一的輔導使得教師可以從學生作業的字裡行間,了解他們生活和學習的狀況以及思想感情的變化發展,從而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把育德育才、身教言教結合起來。

  傳道授業 啟發創新

  韓愈有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這一教育理念應作綜合性理解,並且還應發展補充,在“傳道授業解惑”之外,強調“創新”。

  大學教師教學和科研應並重。教書育人是教師天然的職責。在今天,教師要傳的,當然是社會主義新時代之“道”。至於“授業”,大學老師不僅要讓學生在啟發式講授中獲得知識,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漁,讓年輕一輩學會獲得知識的方法。

  我的老師王季思教授以校注六經的態度和方法,出版《西廂五劇注》。他對我們“授業”,就從要求學生校注戲曲文本開始。我跟隨王教授參加國家教材《古代戲曲選》的編寫工作,他專挑較為繁難的曲本讓我校注,經過多年嚴格鍛煉,我掌握了文獻校勘注釋能力,養成了細心閱讀文本的習慣。到現在,我們戲曲研究專業一直秉承這種授業方式,要求研究生學習必從校注文本入手。多年來,研究生和老師一起,參加《全元戲曲》和《全明戲曲》的編纂工作,讓學生在動手中獲得知識,夯實基礎,進一步撰寫具有新意的論文論著,這既是專業訓練,也可以讓學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矯正輕率浮躁的習氣,加強創新意識。

  我的另一位老師董每戡教授,是戲曲史研究大家,又是著名的編劇和導演。是他發現我具有模仿動作的能力,建議我研究戲曲。他既要我大量觀看戲劇演出,認真閱讀戲劇理論著作,更要我到劇團學習觀摩,參與導演和編劇工作,學習基本的戲曲表演程式。這一來,我在閱讀古代戲曲文本時,自然容易獲得舞台感,養成從曲白科介中注意舞台性的習慣。

  此外,我一直懷有學習詩詞的興趣,著名詞家詹安泰教授,常常指點我的詩詞研究和創作。根據工作需要,我給自己定下“戲曲為主,兼學別樣”的方向。我多少悟到詩詞和戲曲創作,都涉及“人”的內心矛盾問題,表現形式雖有不同,但兩者可以貫通。由於得到多位老師不同方面的教導,我在研究古代戲曲時,力圖把文獻考証的翔實性和文本的舞台性、抒情性融為一體。

  經過幾代人共同努力和傳承發展,中大戲曲研究團隊形成理論與實証相結合、文獻考據與文學研究相結合、文獻與文物研究相結合、文獻疏理和田野調查相結合、文學性和舞台性相結合的學術傳統。在戲曲史、戲曲文獻、戲曲文學、戲曲形態、整理瀕危劇種,以及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績。這或可算是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在大學,解“道”之惑、“業”之惑,是科研創新的開始。在給研究生上課時,多採用師生集體討論的形式,要求學生大膽發問,爭論交鋒,借以激發思想的火花。亞裡士多德說:“思維,從驚奇和疑問中開始。”對前人學術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審視觀察,有所懷疑,有所判斷。隻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問,才能摸索新規律,創造新成果。對同學們的“惑”,教師未必能解,卻能推動大家作進一步研究。例如古代戲曲在元明清時代舞台上怎樣演出?這一問題,一直疑點重重,正是在需要“解惑”的情況下,經過熱烈討論,大家分別研究,寫成《中國古代戲曲形態研究》一書,頗有創新意味。

  (作者為中山大學教授)

  制圖:張芳曼


  《 人民日報 》( 2019年01月11日 20 版)

(責編:馮粒、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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