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作文大賽20年,這“半部青春文學史”有你的故事嗎

2019年01月15日08:39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新概念作文大賽20年,這“半部青春文學史”有你的故事嗎

張悅然

郝景芳

“那些年,很多文學青年的理想就是去上海,去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距離90后的昆藍(化名)參加那場比賽,已過去10多年。他得了一等獎,甚至代表獲獎者發言,“至今為止,那幾分鐘,依舊是我此生經歷過鎂光燈照射強度最強的一段時間。”

1956年在上海創刊的《萌芽》是新中國第一本青年文學刊物。1998年《萌芽》雜志聯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一起舉辦了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堪稱當時文壇的大事件。

韓寒參加首屆大賽決賽,以一篇《杯中窺人》,“一賽封神”。幾年后,高二學生昆藍剪下《萌芽》雜志上的參賽報名表,以性格有趣的同學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寄出去,初賽成功突出重圍。他在父親的陪同下坐硬座火車去上海參加決賽。一下火車,發現被偷了2000元人民幣——數額足夠令這個普通工薪家庭震撼許久。

“圓夢感”緩解了一絲少年丟錢的心痛感,昆藍第一次打量上海的洋房和梧桐,覺得那簡直是全世界“文學的中心”。

“當我坐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考場時,面對的其實是多達7萬的同齡競爭者,當然其中絕大多數鎩羽而歸,剩下的一兩百人角逐一、二等獎。大家都很清楚,誰都不太可能成為韓寒再版,不過這並不阻止我們平視韓寒:你能拿到的獎,我也能夠拿到。”

20年間,不管是讀過,還是寫過,如今活躍在各個場合的文學青年,仿佛總能找出一條屬於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成長刻度線。

最近,在2019北京圖書訂貨會的《新概念作文大賽20年精選》新書發布會上,作家張悅然、郝景芳亮相的身份,分別是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

相較於張悅然,雨果獎得主郝景芳的“新概念刻度線”似乎更低調、隱秘。翻開精選集裡她彼時參賽作品《迷路》,公眾看見的未必是今天熟悉的郝景芳,但分明是熟悉如昨日的青春碎片。

郝景芳形容,她在“新概念”出身的作家中算是“異類”“邊緣人物”。“我挺不好意思的,中間挺長一段時間沒有寫,也沒有和這些作家有特別深的接觸,其實我特別喜歡看這些作家的小說”。

郝景芳說,從她整體的人生軌跡上來講,小學走的是“奧數”之路,中學走的是理科競賽之路,“到了高二之后理科競賽沒拿什麼成績,高三時參加一個作文比賽,算是自娛自樂”。

中學時代看前三屆“新概念”獲獎作文選,是郝景芳頗感美妙的經歷。“可能到現在為止,一個同齡人寫得非常美好的作品,依然是給中學的孩子打開一個世界的過程”。

“自娛自樂”參賽,拿下一等獎,但是郝景芳沒有改變原本想走的路。“我挺想學理科,學科學的,所以當時高考考物理系是第一志願,按照自己的第一志願一直讀到研究生,讀天體物理。后來我寫小說也是從科幻小說開始寫,仍然和科學有關系。我確實比較迷戀科學中的理論、對於宇宙的描繪,等等,這些是我很大的人生興趣之所在”。

如今,郝景芳對於寫作如何定義呢?她覺得寫作就像吃飯、喝水、呼吸,是日常不可離的習慣,現在每天還堅持寫點東西,寫公眾號文章,寫課程,以及繼續創作小說。“寫作是非常舒服的,是我非常喜歡的人生狀態,我不是特別喜歡社交的人,有時候社交多了,我必須寫作才能恢復元氣——因為社交非常累,也很煩,但是坐那兒寫東西能讓我整個人都好起來”。

當初在“新概念”的路口,郝景芳沒有直接走上作家的路。但過了17年,她相信寫作是這一輩子不太會放棄的一件事,“隻不過我不太拿自己當一個純作家來看”。

“我們知道傳統出版業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但是《萌芽》雜志非常幸運,很大一部分和新概念大賽有關系。”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萌芽》雜志社社長孫甘露說,“新概念”舉辦20年,有一些數字看來很有意思。“第一屆創辦的時候就4000多份來稿,到了去年達到歷史最高,有9萬多篇稿子來參與競賽,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以新概念開始,這樣一批80后的作家呈集團式登上文學的舞台。”文學評論家、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潘凱雄表示,一方面青春文學是自然的代際劃分,另一方面,在文學創作上,這一批年輕人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清新、新鮮的”獨特貢獻。

或許在有些人身上,“新概念”的印記沒那麼容易褪去,比如昔年的獲獎者張悅然,今朝是這項文學賽事的評委。

“我是裡面最慈悲的評委,因為我當過選手,怎麼寬鬆怎麼來,怎麼能給大家多留一些機會怎麼來。我覺得很多老的評委(對待選手)的想法是‘狡猾的學生’,我的想法是‘可憐的學生’,所以我永遠是站在學生一邊的。”

在張悅然看來,形容新概念作文大賽是“半部青春文學史”一點不為過,但同時也要看到,其意義遠不止於此。“像景芳這樣的人,她因為熱愛文學所以留在文學裡面,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獲獎者都非常出色,他們可能進入不同領域。但不管怎麼樣,我都覺得這段和文學相聚的過往歷史是非常美好的”。

時常有人會對張悅然說,有一些寫作者如韓寒、郭敬明等,在獲得名聲后離開了寫作,“有一種背叛文學的感覺”。

但張悅然不認同這個觀點,她相信“所有離開的人都會得到文學的祝福”。“這才是‘新概念’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段歷史無論是對留在文學裡的人,還是我們今天找不到的、不在文學中的人,都產生了很重要的意義”。

昆藍讀大學后就甚少和人提起那段獲獎經歷,偶爾會在“人人網”上收到一條陌生人加好友申請,通過后對方發私信,說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作品選集裡看到過他的名字,小說寫得真有靈氣。

“版稅制逐漸替代稿費制成為一線作家的主要收入方式,一批草根網絡寫手也能順利地出版書籍,‘80后’成為一個時髦的名詞。”

即使成不了韓寒、郭敬明等“符號人物”,其他尚未分配到“傳奇劇本”的獲獎者,一直摸索書寫自己的人生價值。昆藍碩士畢業后成了銀行職員,每年雷打不動訂閱兩本文學刊物。與他同年獲獎的年輕人,有的筆沒停,從紙面寫到網絡,勉強躋身青年作家行列,也有人一度沖上過輿論焦點,即使事件與文學毫無瓜葛。

(沈杰群)

(責編:韋衍行、湯詩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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