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內大街166號，這是一個對馮驥才來說很重要的地址。一走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院子，他第一句話是“那個籃球架沒啦”——當年，他吃住工作都在這裡，並榮升人文社籃球隊隊長，與隔壁外交部籃球隊打球，據人文社單方信源表示，總是贏。

　　40年前，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義和拳》在這裡出版。2018年歲末，他的最新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又在這裡問世。

　　穿過狹小的正門，晃過掉皮的牆，沿著上世紀中葉風格的樓梯，走進裝著吊扇的會議室，紅色鐵質的折疊椅上，坐滿了拿著紙筆的讀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這場新書發布會透著年代感的朴素，大概幾十年前，《青春之歌》《白鹿原》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問世的吧。

　　“我太熱愛文學。我心裡有東西要寫，必須寫。不是我要寫小說，是小說要我寫。”馮驥才說。新書講的是一段100多年前發生於天津的跨國戀情。莎娜和歐陽覺的身后，是中西雙方單向認知帶來的隔閡和沖突，炮火最終碾壓了一切，愛情也毀滅在那個悲劇年代。

　　在那個庚子年，單筒望遠鏡成為文化對視的絕妙象征：世界是單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現實就在眼前，卻遙遠得不可思議。

　　天津是東西方最早發生沖突的地方之一。作為一個租界，它洋氣，作為一個碼頭，又充滿了地方民情。一個老城，一個租界，使這個城市的歷史、城市形態、生活文化，與中國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這使我寫這部小說時得天獨厚”。

　　馮驥才在《單筒望遠鏡》的封底寫道：“在中西最初接觸之時，彼此文化的陌生、誤讀、猜疑、隔閡乃至沖突都在所難免﹔而在殖民時代，曾惡性地夸張了它，甚至將其化為悲劇。歷史存在的意義是不斷把它拿來重新洞悉一番，從中獲得一點未來所需的文明的啟示。”

　　“我一直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其實西方人也很重視，比如薩義德的《東方學》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馮驥才說，“我反對‘文明沖突論’，所以讓小說的主人公在一些章節中表現出交流與溝通的快樂。在東西文化之間，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為這樣，才需要對殖民時代文化的歷史進行反思，對文明的悖論進行反思。”

　　《單筒望遠鏡》是馮驥才繼《神鞭》《三寸金蓮》《陰陽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談”四部曲的最后一部。這本書的寫作計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出現在馮驥才的各種訪談中。論拖稿和寫作，他都堪稱前輩，畢竟一拖30年。

　　“這部小說在我心裡放了很久。”馮驥才說，“一個作家的肚子裡不會隻有一部小說。寫小說的時間不一定要太長，但放的時間一定要長。時間長，人物才能活起來。一旦你覺得他們像你認識的人，就可以寫了。”

　　20年來，文化遺產搶救中止了馮驥才的文學創作，但反過來也是一種無形的積澱與充實，“我虛構的人物一直在我心裡成長，對歷史的思考、對文化的認知，還有來自生活歲久年長的累積，讓我現在寫起來很有底氣”。

　　2018年，馮驥才出了兩本書：上半年是《漩渦裡》，記錄了他20多年來投身文化遺產保護，“我的思考、遭遇、憂患，我為它做的事，以及為什麼做這些事”，為了這件事，馮驥才一度放下自己最熱愛的文學﹔下半年，就是這本《單筒望遠鏡》。

　　有人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又要重返文壇了？馮驥才回答：“我會重返——重返小說。”但他又肯定地說，不會放棄對文化遺產的關切，“我不會放棄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這不是一句話，是歷史責任”。2018年，他做了少數民族傳統村落的田野調查，和對傳承人定義的學術研討﹔2019年，他將舉行古村落空心化問題的研討，和一些民間藝術的學術構建。

　　親近的人都喊馮驥才“大馮”，作為曾經人文社籃球隊的隊長，他的身高讓他在合影時無論站哪兒都是“C位”。寫作也好，文化遺產保護也好，還有什麼難處？76歲的馮驥才說：“我隻有一個問題，是我年齡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給我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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