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組正在清點吳紹進所藏民間文書

　　范延周招贅文書

　　課題組將金華市檔案館藏兩張文書殘頁成功綴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關於自己家族的歷史，64歲的吳紹進聽老輩人講過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吳宗輝問起來，他不會想到，在老屋閣樓上竹篾箱裡裝著的那些破破爛爛的紙片，竟與他的家族緊密相關。

　　吳宗輝是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研究生，學校的契約文書博物館收藏的10萬多件文書，他翻過不少。那些文書，多源自鄉間農戶。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麗水市慶元縣，大伯把一沓沓文書攤在他面前，吳宗輝此時才知道，家裡不僅有百余件舊文書，而且時間跨度長達200年。多年來，這些記錄了家族諸多重大事件的契約、賬簿、字據，用舊報紙隨意包裹著，放置在少人問津的角落，紙張已經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跡觸目皆是。

　　在慶元、在麗水、在浙江，在千千萬萬農戶的閣樓上，還藏著多少這樣的文書？它們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吳宗輝與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學自發成立了“民間文書生存狀態調查”課題組。近兩年來，課題組成員分頭行動，奔赴浙江各地的多個村落展開田野調查。

　　下鄉：走近歷史

　　俗話說：“口說無憑，立字為証”。自古以來，無論是買賣租賃、分家繼承，還是雇佣賦役、糾紛訴訟，文書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時期的青銅器，就不乏記錄契約的銘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書寫工具的改進，宋元以來的民間文書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態的社會生活。不過，或許是因為文書實在太常見了，往往容易被人們忽視。

　　課題組的第一次調查，就到了吳紹進家。

　　“這個東西，平常誰會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輝發現，我都不知道這個有用。”面對周思敏的提問，吳紹進直言不諱。

　　經過清點，吳家所藏文書共計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書約定：范義舜將自家田產“賣與本家禮行叔”。而寫在一張紅紙上的招贅文書，則記錄了1946年這個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歲已高，無力耕種，“左思右想，朝夕不安”，決定將女兒“配與西垟村吳達德為妻”，“生下男兒，長子繼入范家為嗣”，“二、三子繼入吳家為嗣”。這恰好解釋了為什麼吳家收藏的文書大多與范氏有關。

　　在金華、衢州、紹興等地，課題組也找到了多個藏有文書的農戶。生活在金華市婺城區的曹大伯，雖然沒上過學，識字不多，但聽朋友說古舊字畫很值錢，就趕在老房子拆遷前，到裡面好好搜尋了一番。沒找到字畫，卻在酒窖裡找到了200多件文書，裝文書的木箱已經霉爛了，紙張也潮乎乎的。

　　“（文書）原來是一包一包地包起來的，有的三五張，有的七八張，外面再有個紙套子一樣的東西套住，看不見裡面長什麼樣。”按照那位朋友的指點，曹大伯把蓋著紅色印章的文書挑選出來，因為有了官印就更值錢，他又買來毛筆、糨糊，把破損的文書按自己的想法修補了一番。

　　“您考慮過您的修補對文書會有什麼傷害嗎？”調查時，余承霖這樣問。

　　“這個我們不懂的，沒那麼嬌氣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麼多，反正是賣出去了。”曹大伯這樣答。

　　“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與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間文書正面臨著湮散的危險。”課題組指導教師李義敏說，很多民間文書的持有者對其價值不甚了解，文書大多隨意存放在閣樓上，在舊房改造、拆遷的過程中，隨時有被損毀、丟棄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賣，搶救性的科學搜集、保護和整理刻不容緩。

　　訪店：深入現實

　　幾年前，一個商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書全部買走。曹大伯又咨詢了那位朋友。朋友勸他，不能被那麼一點錢嚇住，不妨先賣出去幾件，等行內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東西，就會引發競爭，到那時，不愁賣不上好價錢。於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書拆分開，陸陸續續賣給了幾個商販。到課題組入戶調查時，原來的239件文書，隻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販間的競爭，確實存在。除了走家串戶“跑地皮”的小販，還有開古玩店的老板。隨著民間文書研究興起，不少高校、科研機構、個人都在購買民間文書，而把農戶與買家聯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販。通過對古玩商販的走訪，課題組發現了不少問題。

　　麗水市鬆陽縣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經手的文書不下萬件，大部分收購自“跑地皮”的小販。

　　“小販為辨別文書的類型和品相，往往會將農戶收藏的民間文書拆包。店主在出售過程中，為追求利潤，會對文書進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種，以高價售出，再將剩余的文書進行分類，根據不同購買者的要求按類出售。”這是石靖菁在調查中的發現。

　　“說實話，不分開的話，賺不了什麼錢。”店主有他的難處，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不得不把銷路好、價格高的文書揀選出來優先出售。

　　麗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約文書的大戶。因為散放的文書不容易查找、翻閱，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對不同來源的文書進行分類，再將相同類別的文書粘貼在一個長卷之上，有的卷子長達65米。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書，他還專門購置了一個裝裱專用的電熨斗。

　　商販們之所以拆分文書，還有源自買方的需求：財稅博物館隻對與財稅相關的文書有興趣，科舉博物館隻專注科舉文獻，研究法律史的學者隻搜集訴訟文書……

　　各地的情況一條條匯集起來，課題組的成員們不免憂慮：由賦役、買賣、訴訟、婚姻等各種元素構成的社會生活，才稱得上是完整的社會生活。民間文書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戶，自有其歷史淵源，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拆分，都會導致“骨肉分離”——文書失去了原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系統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壞，就再難復原。而不恰當的裝裱，既破壞了民間文書原來的保存生態，又讓原本脆弱的紙張經受高溫熨燙之苦，壽命將受到極大影響。

　　整理實踐：探路未來

　　不僅浙江有民間文書，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貴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現了大量民間文書。民間文書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護、整理能跟得上嗎？

　　從農戶到商販，再到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等收藏機構，課題組追隨著文書流動的足跡，步步深入。他們不僅協助浙江師范大學搜集了萬余件民間文書，還協助金華市檔案館、蘭溪縣檔案館等單位對千余冊民間文書進行編目、整理。

　　在協助金華市檔案館修復館藏文書時，余承霖發現，有兩頁殘損的文書，雖然一頁在“坊下庄”冊，另一頁在“坊上庄”冊，但將這兩個殘頁拼接到一起，不僅殘損的邊緣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內容也對得上。

　　“經過老師的指導，我們認定，二者本屬一頁，應該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說，在調研、實踐過程中，除了實地了解民間文書“生存”的狀況，他們也盡力將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間文書進行系統整合。

　　習慣於把文書裝裱成長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於缺乏相關知識，與清代嘉慶年間一起訴訟案有關的63件文書，經他裝裱成9米長卷后，出現多處錯亂。課題組成員合力研讀，根據整個案件的發展邏輯對文書進行了重新編排，使之脈絡清晰。

　　“宋元以來的民間文書是中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是繼秦漢簡帛、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之后的又一個文化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認為，“民間文書生存狀態調查”課題組從多方面調查民間文書搜集與保護的現狀，發現民間文書在保存、流通、收藏、保護、整理等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為民間文書的搜集與保護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樣板。

　　有人問：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著這些文書還有什麼用？有學者答：人雖然不在了，但是文書還在，我們可以從文書中認識歷史，認識生活，認識他們，認識我們自己。這群年輕的學子秉承著的，正是這樣的信念。

　　（記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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