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夏商時期的陶片 資料圖片

近日，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聯合薊州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塘坊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夏商、東漢和明清等不同時期遺跡50余處，出土了各個時期不同質地文物及標本數百件。目前，發掘工作還在緊張進行中。

塘坊遺址位於薊州區漁陽鎮塘坊村東南的一塊空地上，遺址近山傍水，北依燕山余脈，南鄰州河（薊運河），主體分布在州河北岸的一個小台地上，整體西高東低，東側被取土破壞。2019年5月，受天津市文物局委托並取得國家文物局考古發掘証照后，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聯合薊州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正式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經過一個多月的發掘，已揭露遺址面積1200平方米，發現了夏商、東漢和明清等不同時期遺跡50余處，出土了各個時期不同質地文物及標本數百件。

塘坊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甘才超介紹：“塘坊遺址從上往下共發現三個時期的文化堆積：最上層是明清時期的墓葬﹔中間的文化堆積包含漢代至遼金時期陶器、瓷器和建筑構件等﹔最下層文化堆積發現的是青銅時代遺存，也就是夏商時期的一些遺跡、遺物。”

明清時期的墓葬群均為土坑豎墓，共有30余座，墓向基本為西北—東南向，規模一般為南北長2.4米左右、東西寬1.2~1.8米、深0.8~1.8米。有夫妻合葬墓，也有單人葬，個別墓葬為二次葬。在一些墓葬中常見有頭部枕瓦、胸口蓋瓦的現象。隨葬品較少，常見有陶罐、釉陶罐及銅錢等。甘才超解釋：“從墓葬形式和隨葬品上看，這是非常典型的明清時期的平民墓。”

第二層除了出土了一些漢代到遼金時期的器物殘片之外，還發掘出3座東漢時期的墓葬，均為南北向長斜坡墓道磚室墓。1號墓位於遺址區西北部，南北長17米、東西寬5米、墓室深4.3米，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2號墓位於遺址區西部，平面呈“凸”字形，南北長8米、東西寬3.5米、墓室深2.2米，由墓道、墓室組成。3號墓位於遺址區北部，平面呈“凸”字形，南北總長8.3米，東西寬4.5米、墓室深2.5米，由墓道、墓室組成。“根據墓葬規模和形制推測，等級相對較高，目前還在發掘之中。”甘才超說。

塘坊遺址夏商時期遺存是本次考古的重要發現。在塘坊遺址發掘中，最下層文化堆積普遍為夏商時期遺存，遺存堆積厚度在20~40厘米不等，並有該時期灰坑等遺跡發現，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陶器殘片，陶器以生活器皿中的炊器和盛器為主，主要器物類型有鬲、甗、盆、罐等，陶質以夾砂紅陶為主，紋飾見有繩紋、附加堆紋、弦斷繩紋等。

天津北部地區地處燕山南麓，這一地區發現的夏商時期遺存是中國北方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時期文化在京津冀地區分布地域廣、內涵豐富、文化特色突出，一直以來是考古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天津考古相繼發掘了以薊州區張家園遺址、圍坊遺址、青池遺址和寶坻區牛道口等遺址為代表的燕山南麓夏商時期遺存，取得了重要發現，並以典型遺址命名了考古學文化，產生重要學術影響。

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盛立雙介紹，2005年首次在薊州展開舊石器考古調查。考古發掘即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13處，採集各類石制品千余件，將天津人文史由距今8000年前提前到距今1萬年以上。2007年，在對薊州東營坊舊石器地點進行的考古發掘中，再次出土典型石制品90余件，相關測年樣本經國際專業檢測機構檢測，顯示東營坊舊石器地點絕對年代距今不少於4萬年以前，從而又一次刷新了天津人文史。2015年，考古調查又發現薊州以東井峪駱駝嶺為代表的地點，石片石器的小型化趨勢明顯。此次發現的舊石器地點的年代已經進入舊石器時代中、早期，即地質年代的晚更新世早期或更早，不晚於距今10萬年，將早期人類在天津地區活動的歷史推向了更久遠的時代。

這次塘坊遺址夏商時期遺存的考古新發現，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天津對該時期考古遺存的第一次系統、科學發掘，該遺址的發現和后續整理研究，對深入認識探討京津冀地區夏商時期燕山南麓同期考古學文化交流、互動和文化格局、演進，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記者 劉茜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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