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家”叢書 柳斌杰 主編 人民出版社

張元濟

陸費逵

鄒韜奮

【讀書者說】

出版是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人在“興文化”中擔負著重要的使命與責任。要完成好這個任務，就需要當代出版人的集體智慧和不懈努力。回望歷史，我們無疑能夠從與中國新式出版業相伴相生的大批杰出編輯出版家的出版實踐中，獲得許多寶貴而有益的啟示，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策劃推出、柳斌杰擔綱主編的“中國出版家”叢書的主旨和目標所在。

出版人的眼光、才情和境界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來，出版業總是與文化共生共長，不斷推出反映時代需要、體現時代精神、記錄時代腳步的精品圖書。而相對於外顯的出版物和出版活動，出版人則居於幕后、內隱無聞，“為他人作嫁衣裳”，不見豐功偉績的輝煌，缺少厥功至偉的褒獎。但就是他們，對一個時代文化的生產方向和生產方式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書籍是對文化成果進行選擇的產物，出版人就是選擇主體，怎麼出書、出誰的書，出什麼樣的書，與出版者的眼光、才情、境界大有關系，在最終的文化成果清單裡，都帶著編輯出版者的印記。杰出出版人往往就是出版機構的亮麗名片。在活躍於20世紀的出版前輩中，他們年齡不同，經歷迥異，在出版業中各擅勝場，但大都具有三個共同特征：

一是責任。他們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選擇了出版這一行業，就忠於職責，自覺擔負起國家文化傳承、保存歷史記錄和民族記憶的角色。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以昌明教育、傳承文化為己任，撐起那個時代文化的一片藍天﹔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也高度關注中國的教育，中華版教材滋養著無數青年學子﹔鄒韜奮和他領導的生活書店，熱愛人民，真誠地為讀者服務，執著於進步出版事業，為民族解放吶喊，成為一代青年認識社會、思考人生、追求光明的燈塔。

二是堅守。這些曾經風雲一時的出版人一旦作出了選擇，就執著堅定，安身立命於出版業，兌現著從職業到志業的初心。張元濟、葉聖陶、章錫琛、舒新城、趙家璧、周振甫都是幾十年如一日扎根出版。即便有爭議的王雲五雖幾度進入政界，但都與出版若即若離，最終還是復歸，終老於此。

三是奉獻。中國近現代出版家人人都學有專長，目達耳通，擁有相當厚實的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本，如果不從事出版，選擇仕途、學術、商業都會有很好的發展。但他們用自己的出版實踐，凸顯了出版業的文化本位，糾正了隻重市場利潤的商業意識，體現了“小家”與“大家”的分野。他們用行動告訴人們，對出版業的評價主要不是碼洋高低、利潤多少的簡單計算，而更多要從堅守理想信念、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層面來體現價值、來衡量得失。

出版業固有的幕后特征讓出版人這個群體或多或少地被忽視、被遺忘，就像作為出版家的巴金長期被作為小說家的巴金所湮沒。“中國出版家”叢書的本意就在於通過對前輩出版事跡的描摹闡述，真誠地向這一群體表達敬意，讓他們的名字和業績得以彰顯，讓他們的出版精神氣質在當代得到呼應和接續。

出版人的活動、事跡和貢獻

為中國百余年來的杰出出版家樹碑立傳是“中國出版家”叢書的初衷，所以叢書的內容、主旨聚焦於“出版”，意在以傳主的出版經歷、出版思想為主線串聯和描述，通過對個體人物在出版領域具體活動的評述，全面展現其出版業績和思想軌跡，彰顯當時出版業的總體面貌和歷史演進。於是，我們看到陸費逵從主筆走到主編，從商務印書館的業務骨干轉身為中華書局的創立者，從民六危機的漩渦到出版事業巔峰的跌宕人生﹔觀覽了趙家璧從編輯《中國學生》雜志起步時的青澀稚嫩，到策劃“一角叢書”“良友文學叢書”的成長成熟，到最后策劃、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大家風范﹔見証了舒新城從愛讀書的少年和出版界的邊緣人變成以出版為志業，在抗戰亂世中執著堅守，終成出版名流的全過程。每本書后的人物“出版大事年表”直觀具體地將出版人的出版活動、出版事跡、出版貢獻客觀呈現在讀者眼前。

殊為難得的是，“中國出版家”叢書中記錄的“出版人成長史”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鋪陳出版事跡和擺陳功績的層面，而是轉向更為廣闊的出版生活史領域，著力呈現“出版人”的“人”的要素，自覺地將目光下探，深入挖掘出版家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多方面地進行細節描摹，從他們的衣食住行、休閑娛樂、日常交往等個人生活入手，折射出我國近現代以來出版界中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多個側面，透視出版家各種行為背后凝結的潛在的作者與出版者、文化與市場、商業與理想的復雜矛盾，將所謂“時局、格局、飯局”有機統合，展現出版行業與國家、社會、文化之間的緊密關聯和頻繁互動，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從業人員以及與出版關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不少傳記都從這一視角出發，通過細致展現傳主的“朋友圈”勾勒出他們作為出版家、文化人、經營者的生動形象。《中國出版家·鄒韜奮》（以下用簡稱）、《王雲五》《舒新城》等書都設專章細致論述了他們的人際交往情況。微觀化、生活化的內容細節和寫作方式將這群台前無聞、默默奉獻的出版人活躍的一面真實展現，這種“別傳”式的寫法和視角讓傳主擺脫了過往著作中樹立的刻板印象，把活生生的“人”立了起來，如《章錫琛》中“開明酒會”的論述就是典型，通過酒會上茅盾背《紅樓夢》、錢君匋入會考驗等小故事的敘述，表現了當時的出版人章錫琛、夏丏尊、豐子愷、葉聖陶、鄭振鐸等的不同個性，章錫琛的豪爽、豐子愷的醇厚、夏丏尊的寬和、葉聖陶的大氣都躍然紙上。

出版人的職業精神和情懷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人們常說，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知興替。“中國出版家”叢書通過對出版名家歷史的場景呈現、事跡的闡幽發微，讓這些社會文化事業的幕后英雄浮出地表，塑造了他們的集體群像，進而讓大眾走進他們的生活世界和工作場域，近距離瞻仰其出版風採，追懷其精神特質。

文化使命和責任擔當意識是出版精神的內核。中國出版家們自覺地將“文化的出版”當成職業理想和追求，有著神聖的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擔當意識。張元濟認為出版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他畢生堅守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搶救整理珍稀古籍、選擇引進西學、創辦各類開風氣之先的新式期刊，把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家庭式印刷所改變成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機構。陸費逵獻身出版業，也是基於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他曾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王雲五面對日寇轟炸，商務印書館損毀大半的危亡時刻，發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戰斗口號，夜以繼日地工作，經過五個多月的努力之后，終於宣告復業，實現了“日出一書”的奇跡。鄒韜奮則將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責任擔當與現實的革命斗爭結合起來，書籍雜志在他的手裡成為對抗反動統治的戰斗武器，是引導大眾走向自由、解放的向導。

工匠精神是出版品格的外顯和具體化。中國出版家們對待出版工作有著精雕細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葉聖陶的工作信條是“我事必盡為之，以將去而敷衍了事，又所未敢也”，對於經手編輯出版的每一本書刊，書刊中的每一個詞句、每一幅圖片、每個標點符號，都是極為負責的，“不憚斟酌再三，不厭屢易其稿，務求做到盡可能完善”。舒新城對每一部自己責任編輯的圖書都相當嚴謹、認真，對每一則史料的來源及日期必定要考証清楚，“每篇均需詳查其來源，考核其時日”“對書中採用之篇章，均詳細注明出處，有刪節者，加以注明”。

甘於奉獻是出版精神的高境界。中國出版家們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數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對個人得失利益毫不計較，甘於奉獻，熱心服務作者、讀者至上是中國出版家的共同情懷。巴金總是平等對待、熱心扶持作者，經常為作者改稿、校稿、抄稿，甚至撰寫廣告詞。趙家璧為完成《中國新文學大系》，四處奔走，百般聯絡，將政治信仰、文學派別、學術見解各不相同的一批名家邀約在一起共同從事這樣一個大型文化項目，他承擔了所有的具體瑣碎的工作。在大系啟動的一年時間裡，趙家璧和十位編選者的聯系信件就達到了700多封。當然，辛勤耕耘帶來的是豐收的喜悅﹔精雕細琢獲得的是精品的流傳。

出版是一個傳承性行業，也是一種文化創造。建設文化強國，出版是重要的、基礎性的行業，也是對人類文明作出突出貢獻的行業，產生了許多需要被后人熟知的名家大家，他們是文化建設的脊梁。“中國出版家”叢書自2012年10月啟動，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至2016年8月首批推出了巴金、陸費逵、章錫琛、趙家璧四位出版家的傳記，2017年初又出版了寫葉聖陶、鄒韜奮、張元濟、鄭振鐸的四本圖書，王雲五、舒新城、徐伯昕、陳原、邵洵美五本在2018年上市，隨后的第四批再推數冊，總計已達18冊，涉及19個傳主。2019年，預計會有更多的出版名家的傳記陸續問世，出版家人數將越來越多，群像越來越龐大。相信，隨著這套大型叢書的一本本推出，出版計劃的一步步落實，中國出版名家的群像將更加光彩奪目，其精神和風范也會永久地滋養、激勵著當代中國出版人。（作者：范軍，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建輝為廣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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