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如何獲得更為充分的當代性？中國哲學史的寫作如何與現代生活發生深刻的關聯？我們能否從先哲的思想與實踐中，開拓出積極而開闊的生命態度？如何通過中國哲學的歷史回顧，為當代的價值選擇建立本源性的哲學基礎？這些貫通了歷史與當代、思想與生活的追問，構成了楊立華《中國哲學十五講》（以下簡稱《十五講》）一書的核心關切。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既是中華文化歷史復興的時代要求，也是中國哲學生生不息的內在需要，更為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提供了某種突破的可能。

《十五講》是一部充滿現實關懷的著作，楊立華對當代社會的心靈困境與文化焦慮，進行了深入的觀察與針砭﹔這種現實批判的銳氣，在已往的哲學史著作中頗為罕見。在他看來，麻木與虛無構成了時代困境的兩維——在一個習慣平庸、隨波逐流的時代裡，人們失去了心靈自覺與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斷進入機械齒輪式的因循與無聊，這是麻木﹔在一個文化沖突的時代裡，社會價值面臨各種沖擊、猶疑與扭曲，人們的現實選擇缺乏根本性的文化依據，這是虛無——這一深切的時代觀察，與存在主義的反思不無關聯，中國哲學對這些問題的回應，也因之具有 更為普遍的世界視野。

用什麼來喚醒麻木？這是中國哲學需要回應的第一個問題。在楊立華看來，中國哲學基本的生命態度是“主動性”的，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特點。在《十五講》中，孔子的仁道被闡釋為一種自覺自主的生命態度，克己復禮的實質是對主動性的發揚。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意味著主體的能動，以心靈為對象的反思是主動性的充分體現。主動性意味著心靈的完整，老庄強調“去知”與“喪我”，也是因為有限性的知識與“自我”遮蔽了更為根本的主動性。在宋明理學中，無論是程朱的“主敬”與“醒覺”，還是陸九淵的“收拾身心，自作主宰”，抑或是陽明直截簡易的“致良知”，都指向生命的自立與主動，讓因循散漫、缺乏意義的生活煥發出道德的激情。可以說，“主動性”是理解先哲生命態度的關鍵詞，它圍繞儒家的仁學傳統展開，亦囊括了道家的自由氣質。所謂“麻木不仁”，以“仁”為核心的主動性意味著生命的醒覺、道德的突破和根本性的心靈自由，在哲學史的闡發中，楊立華努力把這種自覺昂揚的態度，注入當代的社會生活，用中國哲學的生命品質突破彌漫周遭的心靈麻木。

用什麼來反抗虛無？這是中國哲學需要回應的第二個問題。楊立華充分強調中國文明的“此世性”品格，哲學的使命是要為具體的生活提供價值根基。在《十五講》中，先哲如何通過形而上的哲思，衡量與建立一個時代的價值標准，成為理解不同哲學體系的基本視角。在這一視域中，《十五講》呈現出鮮明的儒學立場。在楊立華看來，孔子堅定而平正的生命態度，體現出生活中的“應該”﹔而這些“應該”的根據，來自對“性與天道”的深切體察。在孟子那裡，他通過“反身而誠”的理路，在自我心靈中明確必然、普遍的價值。到了宋明理學，程顥強調“自明吾理”，更是為一種合理的生活建立形而上的必然之理——“‘自明吾理’，就是要為儒家生活方式確立哲學基礎，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確立哲學基礎。在中國哲學的視野中，哲學的思考始終是與生活安排相關聯的。也就是說，我們要不斷去探索好的生活安排，而這種好的生活安排背后得有形上學的、哲學的依據，而這依據則根源於天地自然之理和人的本質的洞察”。

中國哲學如何在形而上學的本源意義上，為現代生活建立必然依據，這是楊立華的哲學追求，也是他評價哲學史的基本立場。因此，他對儒釋道的態度截然不同，對儒家充分闡揚，對道與佛則不免嚴厲。他批評老庄無法為文明提供根本性的哲學辯護，更直接延續了宋儒的辟佛理路，在全書中不給佛學留一席之地。對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喪失了哲學史的“公允”，但這份“偏頗”背后的濟世之思，則更為值得理解與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哲學中，“主動性”與“必然之理”從來不是矛盾的。主體性的高揚不會走向價值的游移與虛無，恰恰相反，人的主動性在作為自身本質的“天理”中徹底獲得﹔而必然之理的實現，也依賴著主動性的發揮。在《十五講》中，主動與天理、自由與必然之間呈現出協調的張力關系，楊立華對中國哲學史的具體探討，也圍繞著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應而逐一展現。由於高度的現實關切，《十五講》不是根據某一框架，對哲學家的思想平面展開，而具有了更為鮮明的問題意識。楊立華試圖叩問每一位哲學家的根本問題，在思想的展開脈絡中，對其中的關鍵要點進行透辟分析。這種寫法，讓這本書的整體框架擺脫了哲學史寫作的“套路感”，呈現出一個個具體而精彩的哲學分析。這些光彩奪目的哲學命題，指向我們根本的生存境遇，正因如此，它們不是轉瞬即逝的煙花，而是澄澈閃耀的星斗。盡管《十五講》在翻閱之初，不免略顯零散，但倘深思其理，你自會看到顆顆星斗聯成的不同星座——某種意義上，《十五講》為我們勾勒出中國哲學的星圖，偉大先哲的思考與生命，猶如我們頭頂永恆的星空，他們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基礎，更時刻照耀著當下的具體生活。

（作者：孟琢，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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