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寶初期，做過一些返古的變革，最讓人奇怪的是，玄宗將“年”為“載”，大唐王朝也從天寶二年（743年），直接跳入了天寶三載（744年），直至唐肅宗時才又給改回來。

十幾載光陰，在歷史長河中倏忽而過，玄宗這麼改一改，當然不算什麼大事，但天寶年間確乎是唐代文明趨於極盛的時間段，留下來的文獻資料不少，而“年”“載”二字，經常成為辨真別偽的關鍵証據，這大概是玄宗沒有想到的。

“年”跟“載”有什麼區別，玄宗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變革？北京大學教授張衍田先生撰寫的《中國古代紀時考》，對其中緣由作了解釋。

《爾雅·釋天》記錄：“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張衍田先生認為，所謂“唐虞曰載”，顯然是以今文《尚書》的《虞書》為據進行解說的。根據卜辭與金文的紀時資料，可知《爾雅》所說的“唐虞曰載”實不可信，只是由於有此語源，后世便用“載”紀年。

張衍田先生這一分析雖然簡略，卻道出了玄宗改“年”為“載”的理論根據和動機，玄宗晚年治政趨於極盛，難免驕傲自滿，群臣一攛掇，就以唐、虞（堯、舜）自命，於是利用《爾雅》中這一似是而非的記錄，半是自夸、半是祈福地改“年”為“載”，“天寶某載”由是誕生——當然，如果安史之亂不曾發生，玄宗之世或許並不遜色於傳說中的堯舜時代。

在《中國古代紀時考》一書中，類似把握文獻細節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們熟知古人以天干地支紀年、紀日，卻很少注意到，古人還曾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十干來紀日，張先生示范了兩個著名的例子：其一，來自《周易·蠱卦》：“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二，是屈原《哀郢》中的“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張衍田先生認為，《周易·蠱卦》中的“先甲三日”為辛日，“后甲三日”為丁日，《哀郢》中的“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這些，顯然都是十干紀日的遺俗”。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到底是什麼意思，歷來聚訟良多。被后世儒家視為正統的漢儒鄭玄是這麼解釋的：“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將“辛”解釋為改過自新，將“丁”解釋為“丁寧”（即叮嚀）。鄭玄之說是否符合《周易》本旨姑且不論，張先生從中發掘出辛、丁為十干紀年的遺跡，匡清迷霧，舉重若輕，提供了一個解讀《周易》難點的思路。

古人因為自然條件限制的緣故，對於出行和歸家特別講究。比如上路之后不能回頭，還要舉行種種儀式，祈求旅途平安，也就是所謂的“行神祭祀”（說詳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現在民間往往還有出門之后不要返回，或者是不走回頭路的小禁忌，可見遺風之久遠。《周易·蠱卦》中所談的辛、丁日“利涉大川”，以及屈原選擇在“甲之朝吾以行”，或許就是秦漢之際盛行的“行神祭祀”之先聲。假如不了解十干紀日的遺俗，對於典籍中的這些細節，也隻得輕輕放過了。

如上述的幾個例子一樣，《中國古代紀時考》以深入淺出的筆觸，歸納古人紀時、紀日、紀月、紀年的各種方法，這一類問題，在粗讀古籍時往往容易被忽略，一旦要精細化，賦予古人“理解之同情”，則是非弄清楚不可的。

書中還列舉了幾則中西歷法換算出錯的案例。自陳垣先生《二十史朔閏表》問世以來，中西歷法換算后出轉精，但中國古代歷法因為關系到“奉正朔”，與王朝合法性捆綁在一起，因而不再是簡單的時間問題，其中羼雜了讖緯之類的想象因素（前述玄宗改“年”為“載”即是一例）。人為導致的標准不統一現象，給我們留下了不少難於察覺的“坑”，張衍田先生以考古材料補史籍之失，給出的答案無疑要精確很多。

讀《中國古代紀時考》時，若是和今天的紀時方式相比較，不難發現，為了給時間一個合適的維度，世界各地的人們真是想盡了辦法。我們今天通用的時間單位之復雜，簡直無與倫比，諸如一小時以六十分為周期，一天以二十四小時為周期，一星期以七天為周期，一月大致以三十天為周期，一年以十二月為周期，這還不包括使用較少的其他計時方式。我們每天身處這些時間單位中，哪怕小學生也能嫻熟自如進行換算，這是上百年來不斷推行時間單位標准化的結果。

“百姓日用而不知”導致的后果是，我們常常視這種標准化結果為必然，忽略了古人探索的過程。比如秦漢之際使用過一日十六時制，而干支紀年之前曾有過歲星紀年與太歲紀年。一種計時標准的確立，時間是如此之漫長，遠遠長過了人的一生。

從某種程度上說，古人是幸運的，他們生活在時間不那麼精准的時代，甚至可以比較自由的定義時間，不必被苛刻的規則所約束，所以才有“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的詩意，我們今天生活在精確到秒的計算（同時也是算計）之中，很難看到“明星有爛”的場景。隻有在讀書觀想時，才能體會到一個粗淺的道理：原來歷史和時間的維度，都是人來定義的。

（作者：周凌峰，系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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