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路”)戰略構想正全面鋪開，相關歷史研究受到重視。廣州作為“海路”東方發祥地、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兩千多年歷久不衰的大港，其海事史更是備受關注。然而，由於出土文物資料稀缺——絲綢、文書保存困難，“海路”研究遠遠落后於陸上絲綢之路(簡稱“陸路”)。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在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著有《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一書，集聚其數十年海洋史與廣州口岸史研究成果，立體展示廣州口岸從中古到近代的海事變遷，對“海路”歷史研究起到重要奠基作用。

“過程化”還原廣州海事歷史

《廣州海事錄》以“海事”為切入口，從“舶”一字展開敘述“市舶時代”與“洋舶時代”，力圖還原歷史上廣州、嶺南與海外雙邊互動情景。蔡鴻生以廣州海事課題發端，因嶺南對外關系的形成與發展是極其重要的課題，歷史上中國與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關系，都是從廣州開始的，近代史、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以及各種洋教的傳入，都與廣州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新教、西醫、鐵路、報紙等亦都是首先從廣州傳入。

廣州與世界文明的接觸體現了中外交往從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變遷，其重要性從“南海道”在《新唐書》中被明確記載為“廣州通海夷道”可見一斑。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詩篇中高頻出現，“廣府”與“舶市”形影不離。廣州黃埔區廟頭村的南海神廟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冊封為“廣利王”，可見其市舶之利為皇家重視，廣州因而也被喻為“天子南庫”。

當下“海路”歷史研究成為熱潮，但蔡鴻生認為，歷史研究“要冷，不要熱”。他表示，歷史研究的定位與其他“一帶一路”研究不同，要“到位”而不“越位”，冷靜思考、持續鑽研，把歷史上的“海路”做實、做深、做細，“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將歷史資料變成歷史事實最重要的工作是“碎片—過程化”，且一條“過程鏈條”絕不能有“缺環”。

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廣州海事錄》形象與邏輯兼顧，不僅從內容上斧正廣州海事的許多流行說法，書中展示的方法論也為后人研究起到相當的示范作用。蔡鴻生解釋“立體化觀察”歷史方法：首先是縱向觀察，從古到今、從前到后﹔繼而為橫向觀察，一段時期內，各個方面的情況如何﹔再而便是由表及裡，觀察事實本質﹔最后則要注意動、靜變化，譬如對條文、規章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對實施效果進行留意。條文為“靜”者，案例為“動”者，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蔡鴻生曾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195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后，他便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他戲稱自己的研究領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客觀的規定性則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時期雙邊互動的歷史情景，尤其是兩種異質文化從接觸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詳和詳人所略，是他一貫堅持的著述原則。

蔡鴻生將一生奉獻給歷史，從2006年退休至今，他從未停止過讀書、做課題。當然，這並不局限於歷史資料，在他的案頭上始終放著《小邏輯》《理想國》等哲學、文化典籍。對此，他表示：“文史哲要不斷補充，它們不是知識的搭配，而是有機的聯系，文學是形象，哲學是邏輯，歷史是兼有形象和邏輯——要設想歷史現場，有形象才行。”（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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