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文明的“記憶之場”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著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李零等著﹔三聯書店出版。

　　本書將中國考古發現和學術發展的“大敘事”與考古工作者個體的“小敘事”互相交織，整合出一種富有活力的時空維度﹔考古工作者的聲音賦予“透物見人”的中國考古學更深層次的延展性

　　中國考古應該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也能夠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我們要增強這樣的自信，從繼續講好華夏文明現場的考古故事開始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著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是一部考古工作者群體的“口述史”，很有意義，也很有趣味。近年來，考古學越來越受到關注，大眾對考古與文物的認知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考古工作者逐漸從考古學普及的幕后走向台前，激發我們重新思考考古工作者作為文明對話主體的意義以及文明敘事的更多可能。

　　近代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建立“科學”的方法體系為目標，並努力從固有的史學編纂傳統中剝離開來。與傳統史學書寫不同，考古發掘報告依托地形學和類型學的獨特方法論，追求形式的客觀性、場景的真實性、要素的系統性，以符合現代科學的方法。因此，在考古發掘報告中，考古工作者一向是避免自己“在場”的，考古報告給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枯燥”“羅列”“細碎”的。

　　但考古工作者的定位仍然值得思考。本書通過考古隊長對考古“第一現場”的講述，讓人認識到考古工作者其實是與古代文明進行對話的一個“主體”，正如考古學家蘇秉琦的論斷，“在考古工作中，你隻有想到什麼，才能挖到什麼”。此書將中國考古發現和學術發展的“大敘事”與考古工作者個體的“小敘事”互相交織，整合出一種富有活力的時空維度﹔考古工作者的聲音賦予“透物見人”的中國考古學更深層次的延展性。在本書每一章節的最后部分，相關考古發掘報告都被列為附錄，作為延伸閱讀的參考書目，滿足考古愛好者學習進階的需求。

　　現代考古學的關鍵指征，是試圖通過認知和理解“真”的過去，以不斷指向和更新我們對“善好”未來的想象。正如良渚古城考古主持人劉斌所感悟：“考古能讓我們走向一個不斷被認知、明晰的歷史。隨著考古的發展，或者說今天科技的發展，一方面展望未來，另一方面回到過去，這兩個方向都在不斷地將探索往更深遠、更客觀推進……這就是考古不斷進行探索的動力。”考古學本身就是一種跨越古今時空的構建，就如“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問題，我們用“良渚”“二裡頭”等現代的“小地名”來命名和辨識某種考古學文化，正是考古解釋學古今“視閾融合”的絕佳例証。

　　對考古出土物質資料的分析和釋讀，現代人“前見”的代入往往無可避免。因此，我們需要更多“考古學的敘事”。考古隊長的現場講述，在考古報告的記錄之外，拉長了田野考古的多重鏡頭：第一重鏡頭講述考古發掘的背景和經過，如三星堆30年發掘歷程、小河墓地60年后再發現、中國開展水下考古的緣起等﹔第二重鏡頭解讀重要文物和遺存，如良渚文明的消亡、二裡頭早期“綠鬆石龍”的形象、婦好的身份、長安城的禮制格局等﹔第三重鏡頭，又拉回到記錄考古工作者獻身考古事業過程中所生發的個體生命體悟，如樊錦詩的敦煌情結，段清波的“考古是生命之光”的絕唱，等等。如果說考古現場是文明的“記憶之場”，那麼考古學家本人也是一個“記憶之場”，正是這種“多重記憶之場”，才能在古今時空交錯中拼貼出文明基因的綿延，才能闡釋考古遺址作為文明“場所”的凝結、聚變和盛衰。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著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一書在策劃選擇十大考古“現場”上，兼顧了時間的主軸和空間的圈層。從時間上看，有長江流域文明的良渚、鼎盛青銅時代的殷墟，直至秦始皇陵和漢唐長安城﹔從空間上看，既有西南文化圈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又有中西文明交匯之處的羅布泊樓蘭文明、大漠中的敦煌石窟，還有南宋沉船“南海Ⅰ號”，等等。全書的編輯策劃通過考古學對文明基因的“拼貼”，盡可能地展示中華古代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綿延張力、從“差序格局”走向“開放體系”的圈層動力。一個個考古發掘現場，都是文明的歷史記憶之場，集紀念性、功能性和象征性於一身。我們期待本書能有第二輯乃至更多，讓讀者在考古工作者引領下，能夠拼貼起更多文明現場，去領略石峁遺址、陶寺遺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盤龍城遺址、周原遺址、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南唐二陵、海龍囤遺址的風採。

　　引言結尾處講到，中國考古應該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也能夠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我們要增強這樣的自信，從繼續講好華夏文明現場的考古故事開始。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