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文化追问　余秋雨重解中华文明

　　马东：在“生命第一”原则下所产生的普遍感动，用“大爱”这两个字来概括可能是最合适的。在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平常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在这次全国向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时候，也都肃然起敬。有的朋友，一直拒绝崇高，但这次，也绝不否认全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崇高。这是为什么？

　　余秋雨：这是因为，他们终于遇到了终极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终极价值很少体现出来，大家都只是走在“半道上”，因此产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和做法。有的人，一辈子也没遇到终极价值的拷问，也就是一辈子都在“半道上”。尽管他们用“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拒绝崇高”作为胄甲来自卫或自慰，也还是庸庸碌碌，很值得同情。但这次，与生命底线相关的事件和画面以震撼的方式突然出现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寻找自卫和自慰的胄甲，已经以一个自然的生命体感同身受。他流泪了，为那些献出生命而救学生的教师，为那些不顾亲人而救乡亲的官员，为那些历尽艰险而救民众的军人。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与那些英勇的忘我者建立了精神沟通，他自己心中深埋已久的“天使”已经被唤醒。这是终极价值的被点燃，而且，立即 被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共同验证。全国性的集体验证是强大的，包括各个城市排成长队的献血队伍、包括东南西北大量倾其所有捐款的普通民众，更体现在那次全国大默哀。结果，这些原先走在“半道上”的人也相信了：不管如何看破尘世，这个星空下还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因此，我觉得，这次地震大拯救，对于我们的精神领域也是一次大拯救。它救助了大量没有遭到生命威胁的人。我们发现了我们心底原来还有最温暖、最善良的光亮，因此产生了对自己的信任。这种对自己的信任和对他人的信任是同时产生的，两种信任合在一起使我们对民族、对人类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当然，灾难总会过去，明天我们还会过庸常的日子，但是，既然有过了昨天的感动，庸常的明天也就不一样了。

　　马东：余老师，我觉得5?12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历史学家可能会去寻找它在时间上的坐标，文化学者可能会去寻找它使全社会在文化意义上的移位。我想问，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余秋雨：要问文化意义，首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种，我在两年前拟了一条最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在我的这个定义中，最重要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变成习惯，恰恰正是精神价值长期选择的结果。我对于好多年来中国文化呈现方式的不满意，就在于在精神价值上的严重缺失。不错，我们讲了很多古代的故事、人物、细节、趣闻、典故、笔法，都讲得不错，有很多听众，有很多掌声。但是，细想起来总觉得不对。局部都对，合在一起却不对。难道这一切，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所在吗？它凭什么让世界感到亲切并深受感动？它凭什么让后代觉得找到了做人的准则并能与广大同胞自然互动？我并不是说那些讲述不是文化，只是说文化的灵魂还没有找到。前几年有欧洲的学者说：“中国构不成对我们的威胁，因为它没有精神价值输出。”这让我们听了很难过，因为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只是一个物资产品的输出地。这中间，当然有外国学者的无知和偏见，但我们在讲各种文化的时候始终避开了终极性的精神价值，却是事实。有的学者认为终极性的精神价值总是艰深的，因此越说越复杂。他们不明白，一个民族的终极性精神价值，一定会普及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本性之中，是一种最广泛的存在。一旦艰深，便是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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