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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文化圆桌”栏目特别推出】

  
  |编者按
|1978到2008,我们亲历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新时期文学30年,应和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雷与回声。无论从观念、文体还是叙事、文本,其中的变化无一不映射着改革开放的步步足音。

    仿佛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中国文学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的荒芜和贫瘠中新生,由最初的涓涓细流,到今天的波澜壮阔,最终奔向辽阔壮丽的大海。

    30年,无数的故事在发生,无数的笔端在记述,这其中有脱胎换骨的修为,也有潜移默化的静悟。而在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方块字里,文学,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

    30年,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

    在这里,我们特邀请文化学者李书磊、作家陆天明、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畅谈文学30年的“心路历程”。回首30年,相信无数读者与他们一样,难忘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进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专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国家珍贵古籍展

 

  陆天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江西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雀群》。

忆30年前作家笔会上的一次“洋相”

   “30岁”,放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可算是最壮美的阶段。对于我们这些完整地经历了这30年过程的人来说,这30年绝对是“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30年,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受邀参加一个作家笔会。那次参加笔会的有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的“老作家”,还有文革结束后迅速涌现的年轻新锐作家,不太多的,便是像我这样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准中年作家。作家们自由聚会,在很多年里,是被视作违禁行为的。所以参加那次笔会的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兴奋,呈现出一种少有的青春朝气。但是,那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我自己出的一次“洋相”。[详细]

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找回曾经失落的“自我”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上个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详细]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文学本真的“回归”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本真的“回归”。而当改革开放还中国作家以真实的自我,中国的文学人得以迅速地和世界潮流接轨,事情也只是回到了应有的那个起点上,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事实证明,文学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从此以后,文学还应不应该真诚地面向人民大众?文学还要不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详细]

 

  李书磊,男,河南原阳人,196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著有《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1993)、《为什么进行》(1995)、《杂览主义》(1996)、《重读古典》(1997)、《文学的文化含义》(1998)、《1942:走向民间》(1998)、《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的乡村学校》(1999)、《我观世音》(1999)与此书,计九种著作。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的先河

   几乎与这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改革文学”。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中具有强烈热情与强悍性格的英雄厂长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发展。“改革文学”的英雄塑造不回避复杂、真实的背景,正视英雄人物的缺点,有血有肉,与从前的“三突出”判然而别,带来新鲜感与亲切感。“改革文学”还大胆触及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现实诉求的代言,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独特作用。“改革文学”将人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传递给国家,又将改革、发展的国家意志传达给人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表达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使读者感奋而起。[详细]

文学是八十年代非常活跃、积极的文化因素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有时一部小说出版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小说人物、小说情节成为人们衡量身边生活的标尺,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对象,这是文学史上难得的善缘。《当代》、《十月》这些纯文学刊物成为发行数十万册的大众读物,不少以地方风物命名的省级文学刊物都有了全国性的影响。随着文学的自我积累,当代作品表现力日益增强,日益细腻、深入、丰富,能够对社会精神生活作出议题设置,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详细]

社会的开放使国人便捷接触到外国文学 翻译名家备受推崇

   八十年代的文学阅读也并不局限于中国当代的创作,社会的开放使国人可以便捷地接触到外国文学。欧、美、俄古典作品五、六十年代的译本被大量重印,象傅雷这样的翻译名家备受推崇。为数众多的大学外语系科拥有的巨大的翻译力量,新译往往偏重于外国现代作品。出版社以丛书形式成规模地推出新译本,大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小社如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都成为旺销品牌。[详细]

 

  贺绍俊,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长年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著作:《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与人合著)、《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三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莫不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也是三十年的历程,虽说是“弹指一挥间”,但三十年的过程也不算短呀,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也就三十年的历史吗?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多少文学财富也留下了多少至今仍让我们议论不休的文学话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三十年。[详细]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上个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详细]

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使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崭新活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而活力的源头则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详细]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责任编辑: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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