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受胡适启发入“红学” 二人成忘年交--文化--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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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受胡适启发入“红学” 二人成忘年交

2012年06月01日08:23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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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胡适(后排左一)与杜威(前排右一),杜威夫人(前排右二),史量才(前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三)摄于上海

周汝昌

周汝昌代表作《红楼梦新证》。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创者,后来以《红楼梦》研究而著称学界的周汝昌,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资料上,都直接得到了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可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研究和学术地位。

  1948年7月20日,一封信札,从北平寄到天津的一个小镇,收件人落款为:“天津咸水沽同立号周汝昌先生”,寄件人落款为“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胡适之”。此时,年已三十、暑假回家的燕京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周汝昌正在家中。胡适致信周汝昌,意在探讨红学。

  周汝昌入“红学”受胡适启发

  1947年,周汝昌的四哥偶然看到一本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前面有胡适的考证文章。他给周汝昌写信说,胡适先生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诚的《懋斋诗钞》却遍求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阅此书,未必就是绝无希望。

  收到四哥的信后,周汝昌马上去了图书馆,并幸运地找到了《懋斋诗钞》。此书借书卡空白,也就是说,没有人借阅过。他粗读了一下,发现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周汝昌发现的《懋斋诗钞》是清缮本,字迹工整,由于这个本子的发现,又引出了原始抄本的出世。很快,他将自己找到这本书的消息告诉了四哥。

  此时,周汝昌的老师顾随已经调到天津,他问周汝昌有没有兴趣写文章,自己可以介绍发表。他给顾随寄去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简介敦诚《懋斋诗钞》。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日报》的图书副刊上。

  此时,离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26年之久(1921—1947),然而,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他看到后,于12月7日写信给了周汝昌,请赵万里转交。根据学者淮茗的研究,胡适在信中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同意其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但同时又表示,“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并说明了两点理由,这封信于1948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于是,他“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并于1948年3月18日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在这封书信中,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有根据,配入年谱,合多,抵牾得少”。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

  “书童”与“导师”

  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切磋探讨《红楼梦》的相关问题,直到1948年10月为止。周汝昌写给胡适的书信,共有9封。胡适致周汝昌的书信,共有6封。

  在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借书做研究是最为重要的内容。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中说,“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稀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先生如自己无作续考之意,可否将以后续得材料及线索一举而畀余!?”1948年10月29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信中说,“先生如果能不时晤及孙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带给我一用,如无困难,乞不吝,盼甚感甚!”

  周汝昌向胡适借的这几本书,在当时都是世间罕见。但是,胡适基本上都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他还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的来信上批示道:“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他慨然将甲戌本《红楼梦》慷慨出借并允许周氏兄弟抄录副本自留,周汝昌对胡适的襟怀风度深为感佩。

  除向胡适本人借书之外,在给胡适的四封信里,周汝昌称胡适为“前辈先生”,让胡适帮其代借有关图书资料。一名普通大学生将大学校长、著名前辈学者当“书童”使唤,胡适还是尽量帮助周汝昌。

  经过赵万里的安排,胡适答应和周汝昌见面。1948年六七月间,周汝昌来到了东厂胡同胡宅。一进屋子,他已经站起来迎接他,握手后,胡适让他坐在了沙发上,自己坐到了桌后,秘书邓广铭也在一旁听他们交谈。当天,胡适侃侃而谈,由于周汝昌双耳患重听,胡适所说的话他“有未曾听清的地方”,周汝昌事后回忆,“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临别的时候,胡适还送了他一本《胡适论学近著》。

  1948 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永远离开了北京。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帮助周汝昌。1954年,他在与吴相湘的信中说:“《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指周汝昌)可以用的。”

  本文写作,主要参考了学者淮茗的研究文章,以及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

  【追随者】

  雷震

  雷震受胡适之助,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后因触犯国民党,于1960年被捕。

  雷震被捕入狱后,胡适心情极度抑郁。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适拍桌称“是很不公平的!”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虽然有人批评胡适在雷震案的表现过于软弱,但雷震出狱后,也一直没有改变对胡适的尊敬。

  李敖

  李敖与胡适,为忘年交。1958年,李敖初见胡适,即表折服。后李敖穷困潦倒之时,胡适即接济。

  李敖写胡适,极表佩服,而二人交往,却极为简单,用李敖的话概括:“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

  储安平

  《观察》主编储安平比胡适小了整整18岁。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1947年阴历除夕之夜,已经创办《观察》一段时间的储安平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态度十分诚恳。不久,胡适的名字被列入《观察》杂志的撰稿人名单之中。但是,在1947、1948整整两年中,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

  胡适曾给《观察》题字,“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

 

(责任编辑:值班编辑、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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