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灾难前，学者坐而论道是可耻的

　　这些天，我把抗震救灾当成是头等大事，能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真是有点请愿无路。我给中央电视台从记者到台长很多人都发了很长很长的请战信，我和新闻中心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能带一个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带到灾区去。

　　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我都没有底气去呼吁大家做什么。如果我人不在废墟上，不在瓦砾堆中，我没有资格去呼吁。连呼吁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什么呢？我真是觉得无助啊，很无助啊。

　　说说这几天的心情吧。5月12日是什么日子呢？那天的前一天是母亲节。母亲们刚刚过完节，就失去了那么多孩子！11日那天，我在江苏参加那里举办的十佳母亲评选活动，那一整天都是在粉粉的颜色中度过的。当我回到家，看到我们家的花瓶里有一束大大的鲜花，中间是浅粉的康乃馨，外圈是深粉的康乃馨，是我的学生送到我家里去的。

　　这次大震，为什么让我们感情上那么过不去呢？就是因为遇难的孩子太多了。我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只要看到播都江堰聚源中学的画面，我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学者、文化名人，这些身份都离我很远，我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妈妈。看到学校的校舍从6层楼变成一层楼，这给人心带来的创伤太大了。

　　说起唐山大地震，我们会说，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民主进程还没有推进到现在这么好的时代，那是黑白的记忆、史前的噩梦。但2008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奥运会啊，是我们的国际年啊！

　　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想的是生命的富足、荣耀、光鲜、华美，但与生死的权限相比，原来这一切都微不足道。

　　我们都在想，在我们的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要给他们附加多少课程，要给他们补充多少营养，但想想，一幢教学楼倒塌了，那么多孩子被埋在里面，这给现代文明、给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意外的苦难就像一个放大镜，它把生命中所有的脆弱、无助、悲凉都放大到极致，但同时，它也把人心的悲悯、爱、本初的善意放大到极致。

　　这是一个追逐奢华的时代，也是一个有些浮躁的时代，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这么接近如此裸露、如此脆弱的本质的生命？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我还是觉得这一次的灾难让我们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就是我们心里在苦难来临时可以救赎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让我们对生命还有信心还看得到光芒，不能让我们在伤害、死亡面前感到生命还有尊严，那么，文化就是孔雀毛，就只是个装饰品。

　　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欣慰。有一个中学生，他是男孩子，在楼塌的一瞬间他对着大家喊，让大家卧倒，让大家镇静，让女孩子不要哭，让男孩子保持体力去帮助其他人，他一直在废墟里喊话，最后他和他的很多同学都得以生还。

　　我看报道说，有些孩子是大家一起在废墟中唱歌，最后终于等来了救援队伍。还有个孩子被困时一直手拿电筒在看书，那时候她看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背哪位诗人的生卒年月，她也不会再背哪个公式、哪个定理了。那个时候，书就是生命相伴的一份支撑，就是一种救赎。

　　这场地震不只在汶川，也不只在四川省，这场地震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坐标，审视我们有没有资本可以狂妄自大到蔑视自然，我们有没有强大到可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也不用去帮助别人。

　　大震一来，整个震区的手机信号都没有了。大震一来，房倒屋塌。可是大震一来，也就是靠人心人性。那么多人十指鲜血淋漓，从瓦砾堆里把人扒出来；那么多人倒下的一瞬间，用自己的脊梁护住别人。

　　大难来临的时候，就是以心换心，以命换命。有些人，一条命换了几条命。我们活下来的人，一颗心还能再换多少颗心？我们做不了以命换命的事，但我们还能做以心换心的事。这场大灾，整个中国都是灾区，每颗心都受伤。

　　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点，但它却能完成一次凝聚。

　　每逢中国有大事的时候，一定都是民心特别凝聚的时候，一定都是众志成城的时候。我们的GDP可以再增长，我们的立交桥、高楼大厦可以再增加，我们可以衣履光鲜，但所有突发的灾难，不会因我们美好的愿望或是文明的发达而停止。

　　一场苦难唤醒悲天悯人。悲天悯人是什么？它是我们内心一种谦卑的情怀，一种柔软的恭敬。因为我们永远没有狂妄的理由，狂妄一段时间，就会受点教训。除了这种大的天灾，从SARS到禽流感，到手足口病，到各式各样病体的变异，面对这些，我们敢说我们攻克了所有的难关难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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