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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撞中前行
中国新诗百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如是说。上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崛起似乎正是印证了这一论断。从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到胡适、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倡导的“白话写作”,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历百年风云。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艾青、七月诗人、九叶诗派,直到新时期的“朦胧诗派”、“新生代”诗人……中国新诗百年史册中,留下了无数行新体诗篇、无数个诗人的名字、无数个诗派的主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如此总结新诗百年:“尽管对中国新诗评价有不同声音,但勿庸置疑,中国新诗已摆脱旧诗樊篱、成为崭新诗体屹立文坛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诗歌已死?
2005年底,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的诗人齐聚一堂,然而人群中却难觅青年人的踪影,一些老诗人不禁发出感叹,难道诗歌真的离年轻一代而去了?虽然现在对于诗歌的"落没"的担忧不在少数人,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在流行文化为主打的社会,文化正呈现多元局面,诗歌有边缘化的倾向,年轻人读诗写诗的少了,口语化、庸俗化、陌生化写作使诗歌爱好者出现了分野和分流,甚至有人担心,中国诗歌是不是已死。<<<<<<
仅靠金钱救不了中国诗歌
前段时间,房地产巨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宣布,将向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消息一出,诗界立即炸了窝,诗人们无不为企业家的义举拍手称快。借用诗人唐晓渡的话,“即便在全球范围内,这恐怕也称得上是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然而,3000万元能救中国诗歌吗?
其实,真正让诗歌遁入边缘窘境的“罪魁祸首”,不是市场,也不是贫穷,而是诗人自己。对于病入膏肓的诗歌,钱只不过是一剂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能挽救诗歌的只有诗人自己。只有停止所谓的形式革命,在内容思想上下一番功夫,写出一些积极向上、洋溢人性、体现真实生命体验的作品来,诗坛才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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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热闹的诗坛,寂寞的诗歌
对于诗歌而言,这是热闹非凡的一年。各种诗会、朗诵会、诗歌研讨会从年初到年末纷至沓来,几乎未有中断,有时候甚至几个活动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举行。想想有多少诗人在赶集式地忙于参加各种活动,那场面真是壮观而又滑稽。
可是热闹的诗歌气氛和诗歌创作毕竟是两回事,某些时候我甚至觉得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沮丧的反比关系―――越是热闹越是凸现出诗歌创作上的凄凉现状。<<<<<<<
对中国当下诗歌的几点思考
中国诗歌缺少市场,当然有培育问题,更有千百年形成的消费误区:一是小儿背诵。家家的小宝贝,不管有无诗才,也不管能否爱之受之,背!如同犯人出狱后追求自由,长大了,在他们能自我选择生活的时候,首先就选择了远离诗歌。二是情书抄用。
三是理论家引用。现代诗歌诸种流派,有真情感的诗较少,就是此种快餐化的结果。
另外,读诗要讲悟性,写诗也要讲悟性。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人,不会爱诗和读诗,因为读诗的快乐多在从字句后面悟到的东西。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在宝塔尖的位置。凡是在精神领域宝塔尖上的东西,都离不开悟性。
诗歌需要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前不久,梁平先生以一个诗人和评论家的名义郑重提出: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他认为:“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当下的许多诗歌“远离人间烟火,远离了滋养诗歌的土地,包括业已成名的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痛处、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悠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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