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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书坛圣杰口述心路历程
  2005年06月30日19:2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书摘欣赏: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摘自《启功口述历史》)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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