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１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告投降。作为一个抗战老兵，最令我难忘的，是１９４５年我在晋察冀军区任摄影记者时参加收复北平城郊房山县城的经历。

　　当时，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扩大解放区的命令，对日军展开局部反攻。我奉命与《晋察冀日报》记者张磊，随军进行战地报道。作为摄影记者，我使用的武器，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德国蔡司折叠式相机。出发时，只带着三个埃克发１２０胶卷，一部镁光机，五包镁光粉，几小张相纸和三副冲印药剂。这些摄影器材，是地下工作者从敌占城市购买，由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转送到解放区的。它比武器弹药还珍贵，被视为记者的“第二生命”。

　　为准确把握战斗进程，选好拍摄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我和张磊同志来到攻城主力部队，十一军分区七团。

　　７月１７日入夜，我随突击队，抬着云梯，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地运动到护城河外一片庄稼地，隐藏在半身高的青纱帐里待命。

　　战斗打响前的寂静，使人心境难平。望着远处黑幽幽的高大城墙，和剪纸一样凸凹起伏的城上垛口，心里既充满必胜的信念，又难以预料战斗的进程。我趁机打开相机的折叠箱，把光圈调到３．５，用衣服遮着试了试镁光机的发火装置。

　　１２时，一声令下，突击队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向西北角城墙冲去，神速地越过护城河，靠上云梯，开始登城。这时，正在城楼打牌的伪军和城上打盹的哨兵竟未发觉，直到李排长带领的突击组扑近北门楼时，敌人哨兵才边开枪边喊：“八路军上城了！”在一片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后继部队继续爬梯登城。我急忙调好焦距，打开快门，举起镁光机，“砰”的一声，拍下了攻城的第一张照片。强烈的闪光，记下了八路军战士奋勇登城的雄姿，同时也引来了敌人射击的子弹。在战士们的叫骂声中，我将相机抱在怀里，从护城河岸往下翻滚，一排子弹打进身边的土里。幸而人机未伤。当我匍匐到另一侧，准备再拍第二张时，城上传来“北门打开了”的呼喊声，我立即随部队转向北门。

　　攻城部队已从三面攻入城内，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和攻打敌人固守的碉堡，枪炮声、爆破声响成一片。此时，北城门大开，部队急速地冲向城内。流弹不断从头上呼啸而过。在昏暗中，城门两侧书写的“东亚共荣”、“强化治安”的大字标语，清晰可见。我急忙装上镁光粉，选好视角，举起相机，按动镁光机，却怎么按也不点火。原来，在我滚动身体躲开敌人射击时，泥土堵塞了镁光机的打火齿轮。黑暗中既不能修理，又不能一只手举机同时点火。我心急如焚，痛惜即将失去的大好时机。正在这紧急的时刻，我听到了军分区副政委李水清说话的声音。他是我１９４３年就认识的老领导，又是这次战斗前线的最高指挥员。我赶紧跑过去，向他报告了我采访的任务，说明新华社十分重视这次战斗的报道，以及我遇到的困难，请求他务必帮个忙。他问：“怎么帮？”我说：“只要你把镁光粉点着就行了，误不了你一分钟时间。”他点头答应。我把盛满镁光粉的机子交给他，替他点燃一支香烟，告诉他只要往镁光粉上一触就行了。我急促地打开快门，对准城门，高喊着：“快点！快点！”终于一道明亮的闪光，划破硝烟弥漫的夜空，一幅八路军健儿攻进房山县城的雄壮场景，摄入了镜头。我跑过去向他连连道谢，却不见了镁光机。警卫员告诉我，副政委在点镁光机时手在上方，镁粉突燃，烧灼了他的右手，把镁光机掉了。我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很快就找到了。当我准备再次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他已进城指挥战斗去了。攻城部队经过穿插分割，围点攻歼，迅速占领了伪县政府，炸掉了敌碉堡，烧毁了鬼子的洋行，４０多名日军、２００多名保安团全部被歼。天亮前，战斗胜利结束。

　　回到上寺岭下一个山村，我高兴地拍下当地军民欢庆胜利的热闹场面，忘记了一夜的劳累，急不可耐地想检验一下拍摄的效果。先在老乡家找到了一张方桌，蒙上几床棉被，上面压上石头，造成一个约１．５立方米的“暗房”。再借来三只大碗，一只碗内按照米德尔、硫氧、海德尔、碳氧、溴化钾的规定比例和先后顺序，合成了显影液；一只碗盛满清水；另一只碗溶入一包海波，用于定影，自左向右排放在桌下。为防人干扰又锁上了房门。然后点燃两枝香，一头钻进“暗房”，蹲在地上，小心地冲洗。借助摇晃香火发出的微弱光亮，分辨出胶片上渐渐显露出来的黑色方格，经清水漂洗，放入定影碗内。当我从那闷热难忍、充满汗臭味的“暗房”里钻出来，看到那一张张记录着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大搏斗中，显示着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崇高品格的图像时，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