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癌症是数一数二的人口死亡原因，而肝癌则是第三位癌症杀手，在我国更高居第二位。

　　今年76岁、研究肝癌整整38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迄今用了自己一半的生命与“癌中之王”争夺患者。

　　■ ３８年做了两件半事

　　汤钊猷从38岁起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回顾以往，他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就人群而言，肝癌还远未被攻克，但自己38年来的时光没有虚度。

　　他说自己（包括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集体）这38来不过做了两件半事。一件就是小肝癌研究，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第三件只做了一半——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

　　记得1971年，一位外国学者收集全球1905年至1970年间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结果只找到45人。而经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治疗的肝癌患者，至2003年底已有805位生存5年以上。住院的肝癌病人过去5年生存率不到5%，如今已提高到40%左右。这与汤钊猷的“小肝癌的研究及其延伸”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肝癌得到早期发现和“早期切除”的多了。此外，小肝癌研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部分不能切除的大肝癌，通过综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再加以“二期切除”，这种二期切除病人的5年生存率竟和小肝癌切除者一样好。

　　汤钊猷与他的团队第三件事只做了一半，即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应该说，癌的生物学特性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两大难点，一是怎样降低复发率，二是如何预测复发。他们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了国际上第一个具有相同遗传背景而转移潜能逐级递增的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用此重要研究平台开始了繁杂的查找和筛选，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 从“挤进去”到“请过去”

　　1978年秋，汤钊猷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成员之一，飞行34小时，抵达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全世界4年一度最大的癌症大会。但没有想到，汤钊猷的论文竟被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按规定只能讲5分钟。当时中国肝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不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汤钊猷不得不采取主动参加讨论的方式，力求使我国小肝癌研究的成果得到充分表达。这个“挤进去”的发言，给各国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著作《亚临床肝癌》，由著名的Springer公司出版发行。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这世界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的前言中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

　　汤钊猷与他的同事们的一项项创新性研究，一次次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1990年第15届和1994年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他成为肝癌会议的共同主席和主席。至今已有80多个国际会议邀请他作大会演讲。从“挤进去”到“请过去”，反映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 攻下“医学软件”

　　采访中，汤钊猷不断向笔者提到“白求恩精神”：对病人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

　　作为“白求恩奖章”的获得者，无论大小手术，汤钊猷都要亲自过问每个细节；无论多忙，都要坚持每周安排门诊，两周一次病房大查房，多年来病人随访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

　　已过古稀的汤钊猷正准备写一本书，书名叫《医学软件》。这可不是用于医学的计算机软件，而是指医生的人文精神。

　　汤钊猷诙谐地说，在他从医的50年中，前40年一直在学“硬件”，最后10年才开始攻“软件”。“软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敢于“逆反”挑战权威，善于分析材料，严谨的学风、医德、医风，乃至极端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等。

　　现在，汤钊猷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年轻一代，为他们打下扎实的“软硬件”基础。近年来，汤钊猷培养的32名博士生，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2篇，一批年轻人正在接过征服肝癌的“接力棒”。

　　汤钊猷小传

　　从事肝癌临床基础研究近４０年，主要科研成果有：提出“亚临床肝癌”理论，实现了肝癌的早防早治；提出“缩小后切除”思路，大幅提高了疗效；成功建立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进行肝癌复发转移的系列研究。曾经荣获３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６项省部级一等奖。先后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白求恩奖章”与“上海市科技功臣”称号。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6-05-08 第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