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是世界读书日的主题。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却告诉我们，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国人一年也读不了一本书了：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2005年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每年至少读一本书”读者总体与识字者总体的比例为48.7%，与全体国民总体的比例则为42.2%。（4月23日《北京娱乐信报》）

　　网上阅读率的迅速增长，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图书阅读率的大幅降低，但是，整体意义上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更何况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暂时毕竟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是一个经济指标的持续走低，也许能给大众特别是政府以警醒；但这样一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阅读指标的持续走低，却要“无所谓”得多了。在我看来，这正是全社会“重经轻文”趋势的表现。然而，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助推器和耐力源，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不能及时归结到文化繁荣上来，必将是短暂而且缺乏表现力的。文化之于经济的关系，用“文化是经济的命脉”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的分析独辟蹊径，提出了有名的“文化比经济更重要”假说。他认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并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这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其中表达的文化之于政治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却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和重视的。

　　显然，如果我们站在上述的高度，“半数国人不读书”就不应该被泛泛而谈。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国人越来越少，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从教育领域到日常社会的恶性延伸；而“读书无用”导致的“读者越来越少”结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阉的征兆。

　　“半数国人不读书”，意味着国民对书籍这一“人类文明主要承载者”的轻视和排斥，这不仅是一个国民素质不能提高的问题，更是一个文明断代的问题。有人说，民族的崛起就是文化的崛起，文化的衰落预示着民族的衰落。当一个民族主动放弃传承祖先的灿烂文化并且断绝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取，这不是一种文化自阉，又能是什么？

　　我们知道，“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最该拥有的基本自由；而读书显然是实现这一“自由”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半数国人不读书”是放弃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这种放弃必然是夹带着血和泪的。书价太离谱、好书太缺乏、出版商无德等固然都是重要原因，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生存压力过重，疲于获取最基本的口腹之需，没有能力和闲暇顾及精神生活的满足。这一点，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早就有过阐释。

　　所以说，“让国民生活得更轻松”，既是倡导全民阅读的前提，也是防止文化自阉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