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永不落,不可思议的盛况
  特约记者/许敏
  2006年09月05日17:1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怀旧是人类的本能,有创新的怀旧,才是最好的怀旧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高潮。时至今日,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红太阳》仍以720万的惊人战绩,雄踞冠军宝座。

  这是一个奇迹式的故事。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惊人盛况,《红太阳》总策划、时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圣良,依旧难掩激动。

  太阳这样升起

  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西北风”劲吹后的大陆流行乐坛,渐现疲软。歌手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成为了一个亮点。受此启发,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突现灵感,“用新的方式把一些经典老歌翻唱出来”。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杨圣良的赞同。

  1992年该选题正式进入策划,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在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里选一部分,用流行乐的做法把它们演绎出来,并找一些流行歌手来唱。“跟崔健做《南泥湾》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是要做成一个摇滚或现代流行乐的精品。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一种节奏很轻松的表现方式,让大家都听到。”杨圣良说。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国的,大部分都与毛泽东有关,再加上1993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内容确定为毛泽东颂歌,正式命名为《红太阳》。

  但符合标准的歌还是太多,于是他们又产生采取联唱形式的想法。这个想法对该唱片的最终销量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联唱所能听到的歌比较多。而且用一种固定的节奏联起来,其中的通俗性也就更强了”。把革命老歌用流行乐联唱形式来表现,尚无先例。杨圣良特地找来了中央广播乐团的著名作曲家金巍,他曾做过一些民歌联唱,在联奏编辑技术方面非常到位,而且以他的年龄也对这些革命老歌非常有感情。

  歌手的选择也很慎重,既要有点名气,还要能把握这种歌,因为这些歌不能唱“过”了。“我们都是从那种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这些多少有点心有余悸,不能有歪曲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歌坛最红的毛阿敏、韦唯,并不在杨圣良考虑之列,“这些歌她俩不合适唱,她们主要走高亢大气的晚会路线,而《红太阳》还是偏民歌小调的风格。而且她们当时腕太大了,来唱联唱,我们有所顾忌。当时所能提供的酬劳也不多,才几百块一首”。经过再三商榷,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等10人入选。“他们被找来时也是稀里糊涂的,但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他们那代歌手的适应性很强,功底也比较好。拿到乐谱,经过制作人员的指导,很快就找准感觉,而且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红太阳》制作完成上市,立刻引发热潮。

  不可思议的盛况

  起初,杨圣良与他的同事们对这张专辑并没有太大野心,所以推广活动并没有在全国铺开。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开始着手更大范围的推动,包括去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零星做些推介节目。但此时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高潮的来临,销量到40万的时候,有媒体问杨圣良对最终销量的预计,他回答也就几十万吧。没想到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惊人盛况出现了,推出3个月的时候,《红太阳》销量攀升到300多万。在上海中唱的发售点、生产车间门口,每天等着提货的卡车队伍从早排到晚。发出的货,拿出去就抢购一空,而等在门口的车往往都拿不到现货。随后,市场上出现很多模仿品,创意、歌曲选择、专辑名称都很近似。中唱总公司和上海公司这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随即在东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增设生产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驻扎到当地去,以便随时向附近地区发货。

  本来要看客户脸色的业务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地商家抢着请吃饭以争取货源。“预先只是觉得这个选题有点创意,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如此地步,绝对没想到。上海中唱也靠这个创纪录的成绩翻本了。”杨圣良笑着说,“这还是靠毛主席的福,我们当时稿酬也开给了毛泽东,按我们的标准算出稿酬寄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上海中唱随后专门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一鼓作气推出了五辑,但销量一个不如一个。杨圣良认为这很正常,“这不是有计划的系列工程,做第一辑,就已经把所有最精华的都往里放了。比如最好听的歌,一辑就有30首。再接着做,肯定是越往后越有限了”。

  没有爆炸的黑子

  《红太阳》从策划到创作,除了些微顾虑外,倒没什么压力。但随着专辑的火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除了作曲家的稿酬纠纷,此外一些社会舆论也带来压力。“专辑火了以后,大批国际媒体介入评论,他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在邓小平的时代大唱毛泽东颂歌,是什么意思?”杨圣良说。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政府官方没有表态,也没有出面干涉。

  但这么大规模的传统革命歌曲,用流行、略带摇滚风格的方式演绎是否不够严肃?这在当时国内音乐界引起了一些争论,部分老作曲家不太能接受这种处理方式,有些甚至直接指责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了。为此,杨圣良特地去了北京,到中国音协找这些老作曲家开座谈会,认真沟通后取得共识。

  红太阳为什么这么红

  《红太阳》和随后掀起的“红太阳热”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从那以后,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都有这种老歌联唱。直到今天,很多歌舞厅、公园晨练,放的都是《红太阳》。

  杨圣良不愿给“红太阳现象”轻易定义。“我们年轻时接受这些歌曲,是一种精神需要。从单一的艺术角度去分析,它是个不动产。但到《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了,完全是本着这歌的好听以及怀旧心态。怀旧是永远的主题,但在一个新的时代,怀旧的同时还需要创新。如果能跟现代社会某些方面相沟通,那你就是一个保留原有精华的新东西。”

  “红太阳”暴红的原因,杨圣良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新的专题、新的配器、新的演奏形式,加上新的态度。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在快速发展,人们的耳朵需要听到新的东西。”

  “但第一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经典,这些歌曲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媒体先行、包装炒作、打榜这些都没有,完全是靠歌曲本身的传播。这些歌曲是经典的,它跟现在快餐文化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再过10年、20年还是受欢迎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同时,他认为这跟毛泽东本人的魅力有关系,“作曲家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不是在做一件拍马屁的事,或者背负政治任务而写,他们只是写所想表达的,写出最投入,最有感觉的部分。这些歌曲伟大之处在于,内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国的。这个很了不起,因为旋律中所提炼出来的感情是真实的。也许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歌了,心境变得浮躁。等将来心态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愿意听这样的歌。”
 

来源:新世纪周刊 (责任编辑:朱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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